刘季英与太谷学派

季英先生（1887—1954）是我的外祖父,笔者从小就生活在老人膝前,从北京到天津,从苏州到杭州,耳闻目睹家中许多轶事,年少时笔者只知外公是位知识渊博的慈祥老人,成年后浏览了学派书籍和有关资料,始知外公是位出身名门、学贯中西的儒家学者,其毕生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太谷学派《易》学的继承和发扬。有学者认为“在太谷学派第四代弟子中,当算刘大绅（季英）的学术成就为最高……算得上是奏出了太谷之学较为奇特的历史休止符”。     

儒、道"耻辱观"之比较

耻辱观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当人们在社会上的贫富强弱尊卑的差别出现以后,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施辱,就使弱势群体感到羞耻。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对待耻辱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即有不同的耻辱观。儒、道两家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的社会人生观也截然不同。今就儒、道两家的耻辱观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同仁和方家。一儒家学派的耻辱观礼、义、廉、耻皆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     

浅说薛瑄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温,号敬轩.文清是朝廷给他议定的谥号.薛瑄生于明初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卒于天顺八年(1464),享寿七十有六,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典型的秉公执法,耿直可风的名臣.因为他在学术思想界占有重要的位置,故得从祀孔庙,是明清以来世所公认的鸿儒巨哲,理学大师.至今他的家乡山西河津县里望乡平原村(现划归万荣县)村北公路旁还有一块明刻“真儒里”三个大字的石碑,巍然屹立.在理学上他是与北宋程颐、南宋朱熹一脉相承的传人,但他却对朱熹的“理在气先”观点提出异议,作了修正.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因为他在理学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哲学史上“河东学派”的领袖和开山者(所谓“河东学派”是人们对另一晚于薛瑄近百年,即1472——1529年的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继承了南宋陆九渊学说形成的“馀姚学     

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主张“儒家伦理促进经济发展”,曾在学界一度流行。由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要讨论的东亚“现代性的采借”,不同于韦伯要讨论的西欧“现代性的始发”,加之儒家和新教宗教形态、社会作用模式都有不同,“韦伯命题”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意义有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过多地依赖韦伯理论,采用单调的对勘比较法建构逻辑,就不免产生过多牵强附会的比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它迎合了学术思想界一些价值需求,使得这一学说论调多于论证,最终变成一股泡沫化的“思潮”。     

晋国和三晋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思想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如鸟之双翼"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其意是说,1.礼治(德治,或称儒家学说,)和法治(法治,或称法家学说)就像鸟的两个翅膀,把"礼"治和"法"治的施政两手共同应用才能治理好国家。2.德治(儒家学说)为主,法治为辅。综合起来,就是把礼治(儒家学说)和法治(法家学说)结合起来使用的学说,当然就是治国思想的主体了。只纯强调礼治(儒家学说)或者只纯强调法治(法家学说)是不对的。二者共同应用中,又要以德治教育为主,以法治为辅。     

论朱熹的科技思想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朱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高峰时期．传统的观点多认为儒家反对科学技术,     

纵观孔祥熙(续四)

六、创建太谷铭贤学校太谷铭贤学校创建于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办学是艰辛的,创建时孔祥熙接办美公理会在太谷开办的“明道学堂”,将其改名为“铭贤学堂”,这个“明道学堂”当时有学生20余人,教师2人。1908年增设初中班,只招收学生2人。1909年,“铭贤学堂”与贝露女子学校互换地址,迁至太谷城东的孟家花园。1912年,改校名为“太谷铭贤中     

论颜钧的“大成仁道”

颜钧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儒家学说重要的践行者,他的＂大成仁道＂说是对孔孟的＂仁＂学进一步的发挥和平民化理解,认为＂大成仁道＂即孔孟之道,是＂以仁天下人心＂的＂至德要道＂,可以通过自主实践达到圣人境界,从而可以实现社会安定、匡正天下的最终目的。     

“荀子与稷下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22年8月16—18日，由山东理工大学和中国先秦史荀子研究会主办，齐文化研究院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课题组、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管子学刊》编辑部联合承办的“荀子与稷下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召开。50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荀子学、稷下学进行了研讨。荀子的天人观。梁涛探讨了荀子通过“天生人成”建构起一套政治形上学，为儒家的礼学确立价值来源与形上根据。     

晋商与太谷秧歌

晋商以专用名词出现,其内涵指18～19世纪,以祁、太、平经济圈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善贾,驰骋华夏叱咤风云的光辉业绩。 太谷秧歌是反映区域经济及其一方水土的人情风貌和社会心态的地方剧种,是三晋大地文学艺术的又一奇葩,其传统剧目,犹如一面凸凹不平的反光镜,以滞后半拍的旋律,展现了当年晋商的形象。 太谷秧歌中反映商业的剧目（简称太谷秧歌商剧）,采用写实的手法,演出的形式,再现了当年太谷古城的繁华和商业的兴盛。 明末清初,在太谷这片黄土地上,卷起一股“走西口”、“跑关东”、“出塞外”、“下江南”的经商洪流。太谷商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把买卖的半径扩展到地中海沿岸,让太谷人的“商行”、“票号”的招牌高悬在莫斯科街头。太谷商人通过买与卖的行为,获取了许多利润,在驾驭商品一次又一次的惊险跳跃中,将差价尽装商人腰包,经过几代人的艰辛跋涉,终于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一批又一批的商人群     

王阳明在贵州

王阳明(1472—1528)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南宋陆象山“心学”,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形成与“程朱学派”相抗衡的“陆王学派”。他的学说在明朝中期和后期,曾经风靡一时,影响较大,而且波及海外,在日本和朝鲜广为流行。追溯其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谪居龙场是他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谪居期间,他办教育、授生徒,著文章,对贵州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商巨擘 文坛才俊曹润堂

正曹润堂是太谷曹氏财团的第十五代掌门人,他不仅是商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弃儒经商振兴家业曹润堂,名培德,号木石庵主人,润堂其字也。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于太谷县北洸村富商之家,宣统元年(1909年)去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个动荡不安的朝代,也是晋商繁荣发展     

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衍变

一、道家和儒家学派的形成 1.知识群体的产生和 道、儒学派的形成 我国古代文献中保留着一则“绝地天通”的神话故事。据《尚书·吕刑》记载,在远古时代,曾有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天人相混”、“民神杂揉”的时期,于是帝尧“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对这件事,《国语·楚语下》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和说明:     

先秦墨家孝道简论

墨家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的学说在战国初期影响很大,“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有关墨家学派之书,今仅存《墨子》残卷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大部分可信是墨子学说的记录。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代表下层平民思想的学派,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论“孝”最多者,《墨子》一书凡“孝”48见,班固亦谓墨家“以孝视天下”(《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孝,以“兼爱”、“利亲”、“交孝子”为要义,…     

陆俨少画价今昔谈

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海内外艺术市场上的陆俨少(1909—1993年)书画作品一直是众收藏家热衷追逐的目标之一。至今年的春夏之交,该画家的作品又再次幸逢了“价格井喷”。笔者个人以为,正由于陆俨少的作品具有“需求者众”这一重要因素,所以它在市场上能始终保持良好的走势并时常会爆发出惊人的业绩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伦理思想发展概观

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与我国封建制度发展相适应,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时期。 一 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 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儒家伦理思想奠基人孔子创立的仁与礼相结合的伦理思想体系,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孔子的仁学是适应社会大变革时代人的地位提高而提出的一种新观念,当然这一新思想并非始于孔子,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仁的概念,但建立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则是孔子的新贡献。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论语·颜渊》,以下所引《论语》只注篇名)提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把仁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原则.这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标志着我国伦理学说的诞生具有深远影响. 孔子谈仁,但又重礼,他对周礼赞叹不已,又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把仁纳入复礼的轨道,提出“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又反映了他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守旧立场。     

古代货币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研究古代货币要排除几种干扰研究古代货币应该文献、实物、社会经济发展史互相补充发明,而非互相抵触干扰,然而后一种情况往往有之。以本人之体会似有如下几种:一是“伪经论”的干扰,旧时儒家今文经学派为争夺儒家正宗地位,常用“伪经”“伪撰”、“伪窜”、“依托”等大帽子攻击古文经学。后人不察,把那些带着特殊思想感情作出的“考证”以及治学方法作为前人研究成果接受下来。这是不利于古代货币考证工作     

身份、政治与符号——孔子及儒家升降沉浮的文化符号学简析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对中国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纵观历史上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思想,有尊之者,亦有抑之者,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地位可谓升沉起伏不定。通过对孔子身份的确定,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孔子,而孔子及儒家学派在后世的升沉,其实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时的孔儒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儒,而只是一个符号——为政治利益所利用的文化符号。     

浙学的形成、传承与地域文化建设

浙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南宋。“经世致用”作为原理性、纲领性观点,起码滥觞于《论语》,不独浙江文化中有;但把经世致用推演到极致,导出“事功之学”、“功利之学”,并形成了“农商一事”、“农商皆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这却是浙学所独有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浙学中才有如此鲜明的、比较系统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旗手就是永康学派的陈亮（龙川）和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     

试论西汉法制与其官方哲学之关系

儒学作为封建官方哲学在西汉还处于逐渐形成、不断巩固的阶段,而西汉法制基本格局的奠定则远远早于西汉儒家官方哲学的诞生,这就决定了儒家哲学对西汉法制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局部渗透的。但是,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儒家官方哲学对法制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并且,越到后来,随着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统治思想的地位日益巩固,它时封建法制的渗透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而回过头来,单以“德主刑辅”与封建五刑在西汉立法中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亦可看出儒家学说在当时确实尚未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