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钱庄盛衰之启示

<正>钱庄是个古老的金融行业,很多人以为,它无法适应近代经济转型,所以最终被淘汰出局了。其实不尽然。厘清钱庄盛衰原因,定会得到有益启示。在近代市场发育和工业发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适应了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的需要,曾经非常兴盛。到了20世纪20年代,因为外资银行的刺激,中国新式银行也有很大发展,于是形成了钱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三足鼎立的金融格局。其中,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各式外国在华企业融资;华资银行主要对较大型的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企业融资,也经营政府公债;钱庄则对经     

抗战前十年传统银行业进一步衰落的原因及启示

抗战前十年,民族银行业内部再度发生明显的新旧交替现象,我国传统银行的另一支重要力量——钱庄也随着新式银行业的创新发展而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落趋势。传统银行的衰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民族银行业近代化的必然结果。钱庄业的整体衰落表明,公司制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方向,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民族银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

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指的是在旧中国开设私人银行、钱庄、银号、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阶级。它是中国民族金融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深切的影响。     

近代钱庄的投机性和金融脆弱性:原因与反思

我国从近代开始就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有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也存在信用不稳固、投机性和脆弱性高、不利于金融稳定发展等问题。探究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信用不稳固和投机性浓厚的原因,汲取金融史上的教训,有助于政府和世人客观看待当代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银行发展政策来促进我国银行业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是我国的封建金融机构,它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在发展中得力于票号的扶植。在近代,票号有外国银行同它争夺业务,并连受战乱的打击,面对同业竞争,自身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而山西又受到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票号发展渐衰;钱庄则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租界内外国势力的“保护”,面对竞争,自身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且上海享有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钱庄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李宏龄的票号成败论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缺失

<正>在分别考察了近代中国精英人士关于货币和银行问题的论述之后,传统中国货币金融组织的近代转型,亦即新式银行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渊源的问题,就凸显在我们面前。活跃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传统金融机构主要是钱庄和票号。钱庄由于具有两元并存形成的特种兑换业务,其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辛亥革命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山西票号就成了考察传统中国金融机构近代转型得失不可替代的标本。幸运的是,在票号任职50余年的李宏龄留下了任职期间的工作文档《山西票商成败记》,为我们提供了经营内幕密不示人的票号在清末衰退期的珍贵信息。     

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

1933年以前的20年里,国内农副产品的年贸易额达数十亿元,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由于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上市时间不一,各地形成了在同一时期松紧不一的“金融季节”,上海作为当时金融业的总枢纽,常年处于高效的运营之中,通过汉口、天津、香港等分中心,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金字塔形的金融网络,把资金从相对宽裕的地区调到比较紧张的地区,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在钱业市场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传统的钱庄,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农副产品贸易商,向其发放大量的信用贷款,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新式银行,当其资金短缺时,向银行大量拆借,与银行形成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局面。     

解放战争中华中银行参与合资创办的地下通汇线——记上海鼎元钱庄发展历史与功绩

钱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因货币的兑换而产生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它与银号、票号、银炉、典当等同时存在。笔者撰文下述介绍的这几家钱庄,均是与华中银行合资创办的,属股份制形式的企业,当然也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行业,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为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与其它私营钱庄性质是截然不同。     

长沙寻古坡子街

寻访长沙传统生活韵致,不可不去坡子街。自清末起,坡子街就成为了全市金融业、药材业集中的地带,钱庄、银行林立,各色风味饮食在这里荟萃。据记载,1934年街上登记注册钱庄有14家,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大陆银行、聚兴城银行、农工银行、实业银行、金城银行也都聚集此街,堪称是民国长沙的“华尔街”     

福建钱庄形态杂说

为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福建钱庄业,曾经与典当业并列为福建地方金融的两大支柱,存在近两百年,历史悠久,直到近代银行的兴起,其在金融界的主导地位才日趋没落。回顾历史,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福建钱庄有诸多形态,略述为下：     

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正确估价了高利贷资本的保守性,谴责了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方式的冲击和破坏。中国学术界受这一观点影响,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多加否定。但是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及高利贷资本的实际情况看,它对小农再生产及工商业运行既有残酷的一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因为高利贷资本对手工业、商业、矿业等资本性经营放贷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增加。     

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稽核机制述论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类型大致可总结为内生性风险、外源性风险、政策性风险等数种,其中尤以内生性风险因其隐蔽性强、风险危害大,对银行业的资金安全影响深远。如何防控内部业务风险,是银行风险防控的重要课题。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职权独立、专业化、制度化为主要特征的内部稽核机制。以账务检查、业务改进、人事防腐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稽核不但优化了近代银行业自身的业务与管理结构,提高了银行业务水平与管理效率,也丰富了银行业自我风险监控与防御的手段,降低了银行业整体业务风险。     

建国初期桂林市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建国初期,根据桂林市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而私营工商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以恢复与发展私营工商业为重点、其中又以恢复与发展商业为重点的两大举措,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保护、扶持和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引导其健康发展,经过三年努力,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官僚消费城市改造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新型生产城市。     

论晚清湘绅对外患的抵制与湖南经济近代化

在内外条件的刺激下,晚清湘绅对西方新事物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经历了由盲目排斥到以创办实业为主进行抵制的变化过程。在创办和发展实业的过程中,一些绅士的态度是矛盾的。但总体上说,促进了湖南经济的近代化。     

Evaluation of the Work-Place Cooperative Project in Geography Degre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text and objective of a Work-Place Cooperative Project (WPCP) established in the School of Ge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1995. The project, in part a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graduate and employment market in the early 1990s, presents students with issues with a geographical dimension from business,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 number of examples from the WPCP are presented.     

论抗战时期的杭州钱庄业

钱庄业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代表之一。本文依据日本满铁调查机构1942年对杭州钱庄业的调查资料,重点分析和考查抗战时期杭州钱庄业的基本状况、组织特点和业务领域,指出能够根据外在社会环境变化调整、改革自身是钱庄业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Tailors in 1950s Beijing: Private enterprise, career trajectories, and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s in the early PRC

How new was the New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xperience of Beijing tailo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in light of this question. After 1949, many long-established tailors simply continued to ply their trade in their old business premises, giving a strong impression of continuity in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city. They were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however, by newcomers to the industry, including petty entrepreneurs who chose to invest in a socially useful trade, and the graduates of newly established sewing schools, usually women. Policy shifts from the New Democracy period through the “three anti” and “five anti” campaigns to the eve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1956 affected old and new businesses, men and women, in different ways. Overall, the reduction in entrepreneurial freedoms that characterizes this period of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was, in this secto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most strikingly manifest in limitations on what tailors were licensed to make, which had effects on what Beijing people wore. From these various perspectives, 1949 can be seen to be a rather clear dividing line in the history of Beijing, but it was possibly a rather faint line at first, becoming darker and thicker as the 1950s progressed—or should that be “regressed?”     

近代中国对商会的早期认识述论

商会作为"舶来品",是西方商业文化、制度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对它的认识有个过程.且认识的角度也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1904年中国商会诞生以前的商会早期认识进行考察,认为有从官办商会、官督商办商会、商办商会;有从保伸商权、开展"商战",有从倡导地方自治,有从维持清政府统治等角度去认识商会,涉及到商会的开办方式、组织系统、营运程序、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而分析了此时期中国时商会的认识所具有的特点与社会背景,指出这些认识对当今新兴商会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二轮县志国内贸易编的结构与内容——以《萧山市志·国内贸易》编的构思为例

首轮修志是在部门行政管理体制下进行,饮食业、旅馆业、服务业等归属商业,当时县志所记出口商品是以收购为主,故将对外贸易归属商业设立《商业》编。第二轮修志,商业已分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各地志书国内贸易门类标题多样,有《商业·饮食业·服务业》《贸易业·餐饮业·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商贸服务业》,还有并列《国内贸易业》、《社会服务业》两编。中篇体的《萧山市志》根据国内贸易部《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规定》精神,参照各地第二轮县志和篇目,设置《国内贸易》和《对外和港澳台经济贸易》两编。《国内贸易》编包含商业、住宿业、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包括居民服务业、市场交易中介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分类原则,依次设置《商业经济体制改革》《商业网点》《商品市场》《经济类型》《商品经营》《粮油经营》《住宿业、餐饮业》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8章,谋篇体现了时代特征。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所需的时间、具体的过程有着较大的区别。上海私营金融业曾两次组织对生产与其他经济事业的联合放款,此外规模较大的银行较早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数十家中小行庄公司则通过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并逐步过渡到两个联合总管理处,实现了从业务到人事、财务、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管理,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大银行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政府对上海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金融机构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是符合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实际的正确之举,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