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郑家屯事件,是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压迫中国承认其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严重的侵华步骤,是15年后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中日交涉中,时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对于日本     

“九一八”前东北的外商勢力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死敌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九一八”前东北和关内以及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此该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厄运和别的地方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东北的外国侵略势力虽然主要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摆布上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一个帝国主义才是东北人民的敌人,相反的其他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也同样是不遗其余力的。“九一八”前的东北和关内以及其他地区一样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对象,只不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三个月之间,我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土地和同胞完全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一贯坚持侵略中国的所谓“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它灭亡中国的严重步骤,终于导致了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从战争进程和范围看,“九一八”事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土地掠夺

为了实施大陆侵略政策,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就不断向中国东北移民与侵占土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与土地掠夺虽然不是很多,但它是其后的“武装移民”及“国策移民”的先声与基础.文章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土地掠夺进行剖析,对日本采取种种无耻手段攫取民地、公地、陵地等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罪行予以揭露.     

“九一八”的前夜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这件事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其实,在这天以前,日军就制造了很多事端,企图引发侵略,其中最有名的一件是直到事变爆发前,中日还在交涉的“中村事件”。     

北洋政府维护和收复中东路主权的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日本、美国等列强乘机扩大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势力。这种形势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也为中国维护主权和收回权益提供了机会。北洋政府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实施维护中东路主权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 ,阻止了日本武力夺取中东路的企图 ,驱逐帝俄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 ,收回了护路权和路区主权。经过交涉 ,最终解决了路区主权问题。     

势力范围秩序变动与日本的“‘满蒙’优越地位说”(1905—1922)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中外法权交涉中的内地开放问题(1919—1931)

1919—1931年的中外法权交涉中，列强试图使中国承认外侨内地杂居权与土地所有权。中国坚持领事裁判权与内地开放不能并存，将撤废列强领事裁判权作为内地开放的前提，并逐渐形成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自主依法开放内地的政策。该政策基本为英、美、比等国接受，唯遭到日本抵制，致使法权交涉功亏一篑。中国政府对内地开放的政策，是长期受不平等条约束缚及日本侵略威胁的结果，体现了对中外平等关系的追求及国家利益的争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及其恶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所进行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然而,日本国内却有一批人置铁的侵略事实于不顾,硬把“侵略”和“掠夺”说成是什么“建设”,甚至说什么“满洲的近代工业和近代文化设施几乎是日本经营的”,“满洲的近代化全靠日本进行”,它“也是中国今日发展的一大动力”。这是在企图抹煞“侵略的历史”。对此,本文不想空谈所谓的道理,只想以事实予以说明。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铁路与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以奉系自建铁路为中心的考察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当局着力推动东北铁路交通的自主化,初步形成了东北自建铁路体系,使东北成为中国铁路自主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些自建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改变了东北的交通运输格局,改善了东北部分地区农、林、矿等各类资源和物产的流通困境,促进了东北的资源开发,形成了新的铁路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也对东北的移民开发与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蒋介石宋美龄 “九一八”之际联袂亮相

实力悬殊的中日对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硝烟顿时弥漫整个东北。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在他们之前,10月12日,日本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外相币原率先     

浙江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银行,争夺铁路修筑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向清政府索取得苏杭甬等五条铁路的承办权,英商怡和洋行与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了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

本世纪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这潮流,在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27年——1930年间,一次是在“九一八”之后的1939——1943年间。从现象上看,这两次移民高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相似之处;从实质上看,两次移民高峰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深入地研究这两次移民高峰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比较其特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的概况、原因及其特点。 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历史悠久。纵观其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以前的自由时期或自然时期;二是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20年代的自觉时期;三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的强制时期。 为了研究“九一八”事变对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影响,必须首先回顾一下“九一八”事变之前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概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伪对我华北移民出关采取了限制的措施,这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主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     

马占山将军的大洋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又策划侵占黑龙江省。但为了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日本选择了避开中东铁路(长春至哈尔滨路线),绕过哈尔滨,沿四平、洮南铁路北犯的路线,当日军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门户嫩江大桥时,黑龙江省驻军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的指挥下,当即予以还击,从而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马占山带领广大爱国军民置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于不顾,自动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和东北各阶层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兴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马占山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第一枪,蜚声中外。毛主席在     

中东铁路路权交涉(1896—1924年)

1896年5月,沙俄政府诱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同盟条约》,紧接着又签署了《东省铁路合同》,从而实现了它蓄谋已久的愿望,就是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进而吞并这一地区,并把它做为瓜分中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基地。但是,表面上沙俄政府不得不表示尊重中国主权,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经营,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面侵略。因此,从中俄密约的签订到沙俄政府及其残余分子在中东铁路统治垮台,围绕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展开子长期、错综复杂的交涉。交涉的核心就是尊重还是侵犯中国主权问题。本文就是对1896年到1924年9月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作以简要,概括地叙述。     

哈尔滨发行的“9·18”国耻纪念邮票

<正>1947年9月18日,坐落于哈尔滨的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发行的“九一八”纪念邮票,是我国唯一一套国耻纪念邮票。这天是“九一八”事变16周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从此,东北的大好河山与3 000万同胞遭日本帝国主义奴役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