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与民主集中制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型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对于此次会议的研究,已经出版或发表了不少相关成果注1,本文试图从大会为何将主题确定为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为何在报告或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这一制度为何没有坚持下来等角度,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曾希圣与安徽责任田

曾希圣,湖南资兴人,1904年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战争年代先后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建国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难忘的七千人大会

我是1959年12月至1973年任青海省互助县委书记（其中有八年的停职批斗和改造期）,有幸参加了七千人大会,至今难以忘怀,记忆犹新。现简述如下,以示纪念。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五级领导干部七千余人出席了这次大会。     

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亿-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与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各地上缴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     

七千人大会前后,漩涡中的安徽(上)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最初的宽松民主氛围,使与会代表一时触及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坐镇安徽讨论组,追问安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紧了,报到400万,但有人说,其实还不止这个数……一封检举信让漩涡中的安徽揭起了"盖子"。     

七千人大会与领袖接班人问题

研究领袖接班人问题,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七千人大会导致毛泽东产生"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危机感,引发了他对接班人问题的严重关注;埋下了毛刘冲突的种子,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开始动摇;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用心良苦,深得毛心,由此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急剧窜升。     

刘少奇与“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旬,北京城平添了一个数目不小的人群,这是中共中央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所有县委各有2人、地委各3人、省委和中央各部各4人参加会议,加上解放军和大型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有7118人之多,故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以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之广、人数之多,这次恐怕是空前的.之所以要开这个会,是因为1958年以来,搞“大跃进”,搞公社,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混乱思想,经济一团糟,人民生活困难至极,政治上大反“右倾”,人们心情不舒畅. 毛泽东终于看出了有些事并不是他以前所断言的那样,有些问题非解决不可.于是,便有“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会前,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准备了一个提交会议讨论的全面报告.报告初稿出来以后,照例先送毛泽东看.毛泽东考虑到对这几年的曲折发展进行总结,意见必不一致,建议不要等政治局讨论定稿,先把这个草稿发给全体代表,让大家讨论,提意见.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起草委员会,吸收讨论的意见,搞成定稿后正式下发.因此,这个会议的开法是别开生面的.一开始,就是中央机关和6个大区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第一稿,众说纷纭.期间,有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21人起草委员会用了8天的时间,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6月底上市,两个月突破3万多册,目前正在加印中。一本学术类书籍能如此畅销,超出了编著者及出版社的预期。《变局》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研究员张素华研究毛泽东28年,她倾10年心血打磨的力作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

张素华同志耗时十年写成并出版了专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是大好事。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能以史为鉴,不善于从自己的历史性错误中学习的族类。我现在还无缘拜读这本大著,但是《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上李彦春同志的评介文章是看到了的。     

七千人大会朱德三易讲稿

在七千人大会上,朱德讲了些什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三易其稿,颇费思量,表现得有点特别……     

“七千人大会”的勇气与遗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在建国后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坦率承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并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复杂原因,这次会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当…     

七千人大会与中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1962年一二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们党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次尝试.这次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扭转了困难局面.     

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少奇同志在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听到的、看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     

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后勤保障工作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老县长回忆“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长子县人）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全国一片饥馑,为了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及思想上的混乱,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参加此会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36人,由地委书记赵军、专员张行夫带队。中央对参加此会的人审查很严格,并不是所有的县长、县委书记都参加,刘新起记得山西壶关县的县长就没有去,而是由县委的一个副书记代替。重要的国属厂矿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刘新起认识的有长治淮海机械厂的党委书记和山西汾酒厂的一个书记。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修改大会报告,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他与刘少奇出现分歧。林彪则在会上含沙射影攻击剂少奇,为日后的党内斗争添加了催化剂。详情请看《划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的思考

一1962年1月至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对其后中国政治形势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一直是人们着力探讨的问题。比如,"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和刘少奇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地（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讨论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     

60年代初曾希圣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始末

６０年代初曾希圣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始末江鲲池一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０年间,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对此当然负有主要责任。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