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述论

一、汉译西学书 自16世纪末起西学东渐以后,一般将有关西方宗教文化的图书称为"西书"."西书"入中国的一大高潮在耶稣会士入华期间.1540年创办的耶稣会为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16世纪末叶选派了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ri)、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巴范济(Franciscus Passio)、利玛窦(Mattaeus Ricci)四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罗明坚终于在1582年得到广东制台陈文峰的允准,入住肇庆并正式传教.罗明坚在明末首先进入中国内地,并最早在1584年刊布了他用汉文写作的《天主圣教实录》.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明清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

明清时代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本身实质上是东方化和西方明的一次直面的碰撞。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又奉行了一条走中国上层。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福建天主教的开创者——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奉命入内地传教。1616年第一次教难时期,避居杭州杨廷筠家学习中国学。后曾到陕西、山西等地传教。1622年沈(jue)再次兴起教难时,艾儒略回到杭州直至1624年底。其《西学凡》一卷、《职方外纪》六卷,有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序,《性学粗述》一卷,陈仅作序,于1623年在杭州刻成,前二书均被收入《四库全书》。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18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1773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利玛窦与肇庆官场

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前来中国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是年传教士曾三度被允许进人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经过一番活动．传教士于次年10月在肇庆取得立足之地。广东这次“对外开放”。并非因为大明帝国的国策有什么改变．更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官特别开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一场行贿与受贿的博弈．这就注定耶稣会士的中国之行必定焦头烂额．而且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     

罗明坚“Tamincvo”(大明国图)出处探析

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1579年,36岁的罗明坚与几位传教士乘船抵达澳门,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成功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定居,并开始传教。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结束。罗明坚与利玛窦等人是首批入华耶稣会士。他们不但成功打开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也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在日本“慈善传教”评析

16、17世纪之交,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以“谋略智取型”开展送医送药、救助奴隶、兴办教育等“慈善活动”,在社会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大量信众,开辟了一个“天主教时代”。这与天主教在拉美对异教徒采用以“刀剑传教”的赤裸裸的征服完全不同,成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日耶稣会缺乏武力后援且为适应文化差异而被迫采用的传教策略。“慈善传教”与“刀剑传教”在形式上大相径庭,然两者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利玛窦的传教为例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中,天主教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旨来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鉴于社会现实,采取了和平的"文化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迎合了中国士人的心态和融合了中西的文化,在传教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以利玛窦的传教作为典型。     

西子湖畔的卫匡国和《中华新地图集》

<正>现在讲起丝绸之路,总是会说到罗马,提到意大利,其实,清代之前,没有任何文献中有关于中国人到过罗马或意大利的记载。反倒是自马可·波罗之后,意大利人不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马丁诺·马丁尼为何起名卫匡国1643年夏天,也就是从意大利乘船来中国传教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死去100多年后的那个夏天,又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会士马丁诺·马丁尼来到中国,这是第三位为中国画地图的意大利人。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中特别注意科学研究的一支,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许多科学发现与传播都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丁诺·马丁尼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共安徽地委”名称辨析

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全国党组织有一个统计:“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①在安徽的这一地委名称究竟是“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安徽地委),还是中共安庆地方执行委员     

从存世文物看清代宫廷中的中西美术交流

公元17、18世纪,正值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乾隆(1736～1795年)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和欧洲美术频繁交流的高峰时期。在此之前的明朝末年,欧洲基督教属下的宗教组织耶稣会,就不间断地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宗教。为了传教的需要,一些传教士来华时携带了天主像、圣母像等美术作品,并且在教堂内展示,引起了中国学者和画家的注意。比如清初的美术史家姜绍书在其所著的《无声史诗》一书中写道:“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文章概述了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在安徽布道与天主教堂在安徽的分布、安徽教徒到外省传教和信教活动,以期有助于安徽天主教史的研究。西方传教士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奥地利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方济各赴湖北谷城传教;有十多名安徽教徒在江苏、北京等地过宗教生活,其中有汪钦一、鲍天衢、汪伊纳小等六名徽州人,参与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作者认为,与各省比较,安徽属于天主教活动相对沉寂的省份;徽州人在外省颇有皈依天主教的,而徽州本地人似乎不感兴趣,是否与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深入人心有关,需要深入研讨。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漫说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两度接受过域外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且都与宗教密切相关。一次是从汉魏到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传来的印度和西亚文化；它成功地输入中国并扎下了根，逐渐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伴随着天主教传来的欧洲文化，这一次，域外文化始终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未能被中国文化所受容，尽管耶稣会传教士们做了最大可能的尝试，但事实证明，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失败了。除了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文化略有一些影响之外，后一次域外文化的冲击无论就规模或影响力都无法与第一次相比。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如何处…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传人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化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末的政治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还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的“勾结扰国”。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杰出代表。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他在从事“殊方传教”的同时,对当时东西方传统文化交流作了许多工作,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对天文、地理、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