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云为国子博士的时间问题

《梁书·范云传》记范云齐末仕历,有云:“仍迁假节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诣京诉云,云坐征还下狱,会赦免。永元二年,起为国子博士。”此一段中,“永元二年”当系“永元三年”之误。历来学者未见有人指出。近人著作,涉及范云仕历时,往往信从“永元二年”为国子博士这一记载,亦有以此来推定何逊有关诗歌之作年的,如《何逊集校注》等。故不可不辩。《文选》卷38有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表文开首即云:“臣云言,被尚书诏,以臣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开国侯,食邑千户。奉命震惊,心颜无措。”是范尚书即范云,让表为任昉代作。据《梁书》本传及《武帝纪》,范云为吏部尚书,封霄城县侯在天监元年四月梁武即位之次日。则让表之作当在其时。而表文所述范     

关于辽朝的参知政事

《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刊载唐统天同志《辽代尚书省研究》一文,其中论及参知政事。作者在分析《辽史》卷17《圣宗本纪》太平五年三月“枢密副使杨又玄[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兼枢密使”的记载时,得出结论说:“显然,杨又玄实际职务的迁升是由枢密副使升为枢密使,参知政事与吏部尚书均为加官散职。”由于参知政事一职,在辽朝南面官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故草此文加以辨析,同时亦就教于唐同志及其他辽史研究工作者。辽朝的参知政事不是“加官散职”。这一点,只要具体考察几件有关的史实,就完全可     

“兵部员外郎”不是“兵部的第三把手”

编辑同志：叶笃庄《从李钊改杨继盛对联说起》一文（《炎黄春秋》98年12期）,说杨继盛官至“兵部员外郎”,即“兵部的第三把手”。这种解释不妥当。明朝的官制（见《明史》）,兵部设尚书（部长）左侍郎和右侍即（副部长）各一人（正三品）,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司,各设郎中（司长）一人（正五品）,员外郎（副司长）一人（正五品）。兵部的第一、二、三把手是尚书,左侍郎和右侍郎,“员外郎”是排不上号的。或许,叶先生的用意是为了突出杨继盛弹劾严嵩,不怕丢掉“部级”高官。实际上,杨继盛生前死后都不是“部级”。他对…     

记鄂军杀端方与回援武昌

路潮扩大与端方入川 清宣统元年(1909年),廷议修筑川粤汉铁路,向四国银行团订约借款,以国家岁入税厘为抵押品.川鄂各界人士闻之,群情汹汹,奔走呼号.鄂人公议,先设协会于汉口四官殿,署名会员者多至千人.几经曲折,公推刘心源(字幼丹,嘉鱼人,清翰林)、张伯烈(字亚农,襄阳人,留日法学士)、宓昌墀(字丹陔,汉阳人,清进士)三人为代表,入京请愿.三人人京后,除联衔折请都察院代奏外,并偕至邮传部辩论百端,相持不决.张伯烈愤极,身怀利刃,径赴邮传部长官之室,席地而坐,露宿七日.宓丹陔见张亚农效七日秦庭之哭无效,乃写一信致徐世昌,有“逆贼袁世凯,权臣徐世昌,卖路兼卖国,予及汝偕亡”等语.     

鼍鼓源流考

鼍,动物名,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皮可张鼓。鼍鼓,即用鼍皮(鳄鱼皮)蒙的鼓。有关鼍鼓的记载早已见于文献,如《涛·大雅·灵台》:“鼍鼓逢逢,朦艘奏功。”陆佃《埤雅·释鱼》引晋安《海物记》:鼍,宵鸣如俘鼓,今江淮之间谓鼍鸣为鼍鼓,亦或渭之鼍更,更则以其声逢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鸣,其数应更故也,”     

《明史纪事本末》勘误一则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七《争国本》载:(万历十八年)十月,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率群臣合疏请立东宫。”查《明史》卷一百二十《七卿年表二》:万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五月吏部尚书是宋纁而不是朱纁。查《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九载:“(万历十八年十一月)先是序班刘文润以输银助边,调添注詹事府录事,大字士申时行等题:詹事府清华重地,虽守领官不宜以赀郎升除下吏部,改补别用。尚书宋纁以病乞罢,慰留不允。”查《明鉴》卷七,纲:(万历十八年)三月以宋纁为吏部尚书。目:纁前为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酌盈虚,筹缓急,上下赖之,及移吏部,绝请托,奖廉抑贪,痛惩黠吏。于政府一无所关白,屡乞休,不允,卒官。查《明通鉴》卷六十九神宗万历十八年:三月改户部尚书宋纁于吏部,工部尚书石星于户部,命督陵工,工部尚书曾同亨回部官事。查谈迁《国榷》卷七十五神宗万历十八年:三月丙辰,宋纁为吏部尚书。以上所查材料完全吻合,万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五月吏部尚书是宋纁,且《明史》有《宋纁传》,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所列条中的朱纁应为宋纁,为谷应泰之误记。     

史官也不好当——重新认识魏收人品及作品

魏收(506—572),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今河北省晋县西)。仕北魏、东魏及北齐。北魏孝昌元年(525),以父功除太学博士,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典起居注,修国史。入北齐后,除中书令、魏尹,受诏撰魏史。北齐天宝五年(554),修成《魏书》一百三十卷。又除太子少傅、仪同三司,卒官尚书右仆射,特进。谥号文贞。有集七十卷。魏收所著《魏书》虽列入正史,但其人其著自其当世起便一直受到指斥和质疑。据《北史·魏收传》卷五十六记载,“收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     

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若干问题

一、黄帝的年轮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明言“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故不记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而只从《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和《帝系》篇中“择其言尤雅者”,与《春秋》、《国语》等先秦古籍相印证,托始于黄帝,作《五帝本纪》。然《五帝德》及《帝系》两篇又不记年数,遂使殷代以前的历史不知其详。周以来的记载虽然详细些,但孔子序《尚书》,却略无年月。司马迁通过检索古籍,虽称黄帝以降皆有年数,但又不敢遽以为是,故仅据《五帝系谍》和《尚书集世》两书所记作《三代世表》,对黄帝至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这一时期只载世系,仍无年数。众所     

马哈只墓碑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和之父米里金,原姓马,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曾同郑和祖父去麦加朝觐,故尊“哈只”,乡民尊其父马啥只。马哈只生于甲中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成年七月初三,享年三十九岁．马哈只去世后由长兄马丈铭奉枢安葬于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之原（即现在的郑和公园内）．永乐三年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郑和请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为其父撰书“故马公墓志铭》碑文,并托人带回昆阳老家刻碑立于父篡前．     

“山花体”源于“转韵诗一章”辨

白族民歌形式、格律,本有多种;其中以“三七一五”句式较为流行,它不仅为对歌小调所采用,即在白族讲唱的“大本曲”中,亦普遍用之。由于现存的白文《山花碑》采用这种句式,故多称之为“山花体”。“山花体”的渊源问题,早在四十年代,徐嘉瑞氏就曾进行考索,并在他研究“大本曲”时考订“山花体”形成于公元十世纪,谓大长和国主郑仁(日文)所制的“转韵诗一章”,已开其先河。其说云:“大本曲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南诏(时南诏已亡,乃郑(日文)时代)上大唐皇帝舅书(大唐皇帝即后唐庄宗,时唐已亡),附有转韵诗一章,诗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调。这是大本曲     

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

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中提到:“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由此可见军衣消费在唐代财政支出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文献记载缺乏,我们很难知道唐代军队衣装的实际情况,但是敦煌文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通过研究这些文书,或许我们能够增加对唐代军衣的感性认识,从而更具体地了解到唐代服饰的某些侧面,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汉晋表是县和唐锁阳城探原

一、汉晋表氏县《汉书·地理志》 :“酒泉郡表是县”。本注曰 :“莽曰载武”。《后汉书·郡国志》 :“改表是曰表氏 ,魏晋因之。”《后汉书·五行志》 :“(汉灵帝光和 )三年 (1 80 )自秋至明年春 ,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 ,涌水出 ,城中官寺民舍皆顿 ,县易处 ,更筑城郭。”唐李贤注曰 :“表氏故城 ,在张掖西北。”《通典·州郡四》曰 :“汉表是县故城在今县西北 ,又曰昭武县。汉张掖郡城亦在西北。”①《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志》云 :“表氏故城在县西 ,汉置 ,属酒泉郡。”根据以上记载 ,汉代洒泉郡表氏县 ,其位置既然在张掖西北 ,必在酒泉之东…     

明抄本《靖州志》（残）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的文献价值

经查多个版本的《靖州志》及《鹤山集》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文尾均缺少撰文时间之落款,独明抄本洪武《靖州志》中所载文尾署有“宝庆二年秋八月戊申临邛魏了翁记”15字,为考证书院落成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清末民初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以为书院建成于绍定元年,而彭东焕《魏了翁年谱》则认为当在宝庆三年三月之前,但没有更具体的时间。明抄本《靖州志》的这一文献记载能够证明书院建成时间在宝庆二年秋八月,或此前不久,魏了翁到达靖州贬所半年左右书院即已建成。     

试论龙虎山道教文化的底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素有中国道教发祥地、正一道祖庭之称的江西龙虎山,以其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统领天下道教事”的宗教地位和“北孔南张”的天师世家声誉,吸引了各地方士及高道来此修炼。经过1800余年的道教文化传承,正一道在道教经书、符箓治病、斋醮仪式、道场艺术、修炼方法、人物活动、宫观建筑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目前,学术界对龙虎山道教文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和学术界开始有规模地研究中国道教,龙虎山道教文化才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早期道教思想理论、天师道的形成和发展、道教的斋醮仪式、道教的生命观、道教与医学等方面(贺绍恩：《龙虎山道教文化研讨会观点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龙虎山道教音乐和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本文试图从龙虎山正一道的道教文化传承、社会影响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龙虎山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一龙虎山道教的始末龙虎山远离都市,环境清幽,是道士炼丹修道的理想之地。根据有关传说,战国时期仙道大师鬼谷子来到鬼谷洞修道,开启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先河。东汉时期,张道陵炼丹于云锦山即龙虎山,创立中国原始道教。张道陵炼得“神丹”后,访西仙源碧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在龙虎山行医修炼30余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道陵得知蜀中人患瘟疫,故前去救治,并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后人称其为天师道。至孙张鲁时期,天师道已建立了具有宗教、政治和军事性质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天师道组织据有川东,掌握实际的地方政权,对川东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汉丞相曹操深恐天师道势力的扩大,对天师道组织进行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曹操授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五子、阎圃等为列侯”;而子张盛拒不受封,遂“携印剑经箓,自汉中还鄱阳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每岁以三元嚣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六《天师世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张盛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尊张道陵为掌教天师,依托祖先立龙虎宗,正式创立了正一道。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龙虎宗正一道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特别是在上层社会没有得到信奉和肯定者”(郭树森：《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鉴此,张盛及其后裔对正一道教义进行改造,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忠”、“孝”、“仁”、“义”作为修道之本,参用佛教理论中的因果报应以充实正一道教义,并打起“佐国佑民”的旗号,以寻求朝廷支持和民众信奉,达到扩大正一道社会影响的目的。经过改革,正一道完成了由民问道教向官方道教的历史性转变,其影响从唐朝开始显露出来。唐朝皇帝推崇道教,自称为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道教的“皇宗”地位。唐高宗于乾封二年(667)“幸老君庙,追号秘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神龙元年(705)中宗令天下贡举之士兼习《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并御注《道德经》,颁行天下。在此背景下,龙虎山正一道得到了朝廷的扶植。唐玄宗时期,朝廷对龙虎山天师相当重视。天宝七年(748)玄宗亲赐第15代天师张高手书,嘉贲天师符箓,同时召见张高,命即京师置坛传箓,赐金币,免租税,在京师设立授箓院。玄宗还亲自册封祖天师张道陵为太师,赞其“貌矣真仙,孤高峻节。气贯穹冥,元元示诀。落落神仪,亭亭皓月。诛邪斩精,魅驱鬼彻”(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十《艺文·纶言一》,第126页)。唐玄宗对张天师大加嘉奖,其后几代皇帝也争相效仿。唐肃宗曾降香币,建醮于龙虎山。唐会昌中(841-846),武宗召第20代天师张湛,命以官,不拜,即赐金帛,在龙虎山修建殿宇,并御书额曰“真仙观”。唐朝从高宗至玄宗再至武宗的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植天师及其后裔,龙虎山正一道在皇权的庇护下迅速发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两宋以来龙虎山正一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师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皇帝不仅命天师统领“三山”道教,而且还向天师询问治国之策。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改龙虎山“真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