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对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文献及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可知二者之间在文化面貌上虽有较多的共同因素,但差异较大,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但自始至终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化面貌。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人文化,东下冯文化似不属于夏人的文化,可能为夏代唐人的遗存。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似乎为联盟的关系。(摘自《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于孟洲     

东下冯文化的源流及相关问题

<正>1988年,郑杰祥先生首先用东下冯文化来指代晋西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将垣曲境内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也包括在内[1]。后来张立东先生也赞同使用东下冯文化的命名,但认为垣曲丰村H301所出遗存应归入二里头文化[2]。我们基本同意     

二里头文化时期渭河流域的文化变迁——从"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谈起

“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主体属于客省庄文化的范畴,在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时,这类遗存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文化的影响。     

论东下冯类型的族属

东下冯类型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其分布的晋西南地区是古九州的一部分,依托于九州之一险太岳或四岳.所以,东下冯类型与文献中记载的姜姓四岳族关系密切,应属姜姓四岳族的文化遗存.这一族在夏代与夏人为同盟关系,夏亡之后与部分夏人一起陆续西迁,成为沟通西部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重要媒介.同时,它也是构成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

陕西关中地区与豫西、晋南毗邻,后两地考古学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已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夏文化在不同地区的两个地方类型。关中东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亦有少量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墓葬等发现,可知者有华县元君庙、南沙村,华阴横阵村,大荔赵庄,蓝田泄湖等地点,泄湖已至关中中部的西安附近。年代多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少部分或可略早。由此可以说明关中东部存在着夏文化遗存,绝无可疑。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主要来源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可进一步区分为早晚两段和划分类型。新砦期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称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新紫型。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文化早期遗存。     

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

学术界现已基本认同了分布于河南中西部的二里头文化,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为夏文化遗存,也就对中国历史上的夏代存在,初步达成了共识。陕西关中的东部地区,处渭河下游,与豫西、晋南为邻,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就发现少量与二里头文化较相近的遗存,地点有华县元君庙、南沙村,华阴横阵村。80年代以来,又在大荔赵庄、蓝田泄湖和西安老牛坡等遗址有类似的发现。     

山西绛县柳庄夏商遗址发掘报告

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在运城盆地开展"晋西南聚落形态的变迁与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研究,重点对涑水河与青龙河流域进行拉网式调查,并对柳庄遗址进行试掘。柳庄遗址中的遗存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相当于东下冯遗存的第Ⅳ期;柳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可归入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属商早期遗存。该遗址的发掘为晋南地区尤其是运城盆地夏商文化遗存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加深了对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认识与研究。     

商洛东龙山遗址Ⅰ区发掘简报

东龙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的丹江上游,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包含有仰韶、龙山、夏、商和西周五个时期的遗存,遗址I区主要为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遗存。夏代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同期遗存基本相同,或可将该遗存视作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故我们提议将其称作"商洛类型"。商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则与郑州二里岗等商代遗存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     

二里头二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

后羿是生活于夏王朝西方的原始部族首领.后羿部族统治集团取代夏王朝政权,入主中原约历40年,对夏王朝时期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其二期文化就是在继承一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原始文化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海岱化(亦称东夷化)在考古化特征上与中原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在古史传说中,传说所称出自东夷的颛顼——帝喾——帝舜一系实代表了中原农耕化的主体,海岱化是中原化的基层化。夏商周时期,东夷化逐渐融人中原化区的大范畴中,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原化。     

论白家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近些年来发现的白家文化(一些学者称为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的两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白家文化主要分布于关中及相邻地区,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这两种文化的发现无疑是中国考古事业的重大成就和突破,对探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农业起源及仰韶文化     

试析北辛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

北辛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两个分布地域接近并且大致同时的考古学文化。本文根据现有发掘资料,通过比较二者在陶器石器等遗物、墓葬等遗迹以及主要经济产业等文化内涵方面的异同点,证明南北这两种考古学文化间确实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定的交流活动,对彼此文化因素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位于南方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对北方北辛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     

商蜀文化互动交流的考古学观察--兼论蜀国早期历史

自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四川地区相继发现了一些与古蜀国有关的文化遗存,一时古蜀国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的相继发掘,古蜀国的研究再一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围绕与古蜀国相关的一些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各抒己见,已作过大量精辟论述。本人不揣浅陋,试以文献资料为基础,     

文化与文明：夏鼐农史三题

夏鼐对稻、粟、小麦、番薯,人类食物的起源;蚕、桑、丝绸人类衣着实物;马、车马坑人类出行工具等作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实践,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

成都宝墩诸遗存与广汉三星堆遗存应属同一化,它们之间,特别是宝墩遗存的第三期并不存在向三星堆遗存第一期发展的关系。三星堆化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明确而连续的。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兴隆洼文化与富河文化比较研究

兴隆洼文化和富河文化是西辽河流域两支独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从房址形制、聚落布局、遗物及经济形态的特征看,富河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兴隆洼文化的诸多因素,二者具有直接性承继发展关系.富河文化的部分因素被赵宝沟文化承继,成为赵宝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中,富河文化之前为兴隆洼文化,之后为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的过渡阶段,其年代约为距今7200-7000年,与红山文化之间未曾产生承继或演变关系.     

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

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它们同属人类文化遗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和强势文化不断削弱弱势文化而急需保存我们文化多样性的形势下,加强二者的保护、传承和研究,特别是二者的结合研究,对保存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将更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 hypothesis drawn from Martin Wight, that a society of states lacking a shared culture, as a result of expansion beyond its original base, will be unstable. This instability hypothesis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how the English School has presented the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a global scale. The article starts by offering two models of how a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uld have come about since the late classical era: a multicultural encounter among several expanding civilizations (polycentric), or the takeover of the system by one centre (monocentric). Using these models as a backdrop, two accounts of the expansion story are developed. The Vanguardist account emphasizes the exceptionalism of European culture, posits a 500‐year period of western domination, see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western power as problematic, and tends to pessimism about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Syncretist account emphasizes the permanence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osits only a 200‐year period of western dominance, see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evolving together, and is not pessimistic about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se two models and two accounts are then used to assess the possibl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culture is less of a problem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an Wight, and much of the English School, suppose. The evidence for the substantial success of syncretism is strong and provides considerable stability to most of the likely outcomes. The key problem is not culture, but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How can what North et al. call natural states and open access orders find shared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do not destabilize internationa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