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

古老的中国是在民族危机和乡村危机共同震荡中走向近代的。针对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创立并实践了乡村建设理论。理论的困境令运动失败成为定局。     

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的状况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本文认为,近代百年,中国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文章从宏观上探讨了乡村危机的表现、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乡村危机的主要特征等问题,以求对乡村危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

乡村危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危机.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其“发展危机”的特性十分突出.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城乡背离化”发展所导致的乡村危机,与传统社会以土地或财富集中而形成的“两极分化”全然不同,整体上呈现“普遍贫困化”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达极点,加之其他因素的推助,乡村危机猝然爆发,且愈演愈烈.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揭示历史真相探求救治之路——“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二期中国近代史论坛——"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7月6-8日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等20余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38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本次会议以近代乡村危机与重建为主题,既体现出对第一期中国近代史论坛议题延续与深化的学术诉求,也凝聚着史学界对于当代"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问题的现实关怀.会议分别就乡村危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革命、土地改革、乡村经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交流,并在热烈的交锋和碰撞中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通过从1907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有关近代乡村问题主题的记录,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乡村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     

民国时期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危机日益严重。各党各派纷纷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和方案。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以建立民团为中心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治理模式颇具特色,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和赞许。关于新桂系治理乡村活动,还没有专文深入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只作简单的政治定性结论,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及其效应,揭示其实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国时期地方政权治理乡村和乡村社会演变的轨迹,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危机的表现及其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乡村普遍陷入危机之中,在华北主要表现为：金融枯竭、农民贫困化趋势加重和大量离村、精英外流以及基层政权痞化、匪患丛生等。乡村危机加深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动荡,动摇了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使农业无法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延缓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更使得广大农民贫困不堪以致减弱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能力。     

关注与传播:《东方杂志》视野中的乡村问题述论(1918—1937)

伴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乡村危机日益凸显,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东方杂志》是其代表。社会转型的需要与国际视角的驱动使得《东方杂志》对乡村问题尤为关注。它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与传播方式多样,其中农村社会调查和文学形式成为其最贴近乡村生活的具体表达方式。这种积极的关注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与民众在解决乡村问题上形成良性互动。     

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机构,牙行在乡村市场自古有之,而到了近代,政府为满足自身攫取资源的需要,采用了包税制度,这种制度与乡村市场传统的抽用体系产生矛盾,使得维持村庄组织运行与乡地制度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成本从根基上造成破坏,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重危机。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乡村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复杂性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乡村旅游者重游率是农村产业兴旺及农户持续减贫的有效观测维度。已有重游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普遍采用线性的定量方法,缺乏对其复杂性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影响下,产生了新的重游意愿影响因素。文章基于复杂性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重游意愿已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纳入旅游健康风险变量,构建了乡村旅游者高重游意愿的复杂因果模型。文章选取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重游者进行了实证研究,获得13种能提高重游意愿的复杂组合路径,证实乡村旅游者高重游意愿组态条件具有复杂性,旅游健康风险变量在不同的组态中可能以高风险、低风险或不出现的形式呈现,且没有任何单一要素能导致乡村旅游者高重游意愿,两种及以上的组合方式能实现高重游意愿。     

胁迫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进展与框架构建

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不仅是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旅游开发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更多的是胁迫乡村文化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产生反应或功能失调,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的受损甚至消亡。通过国内外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相关文献的梳理归纳和研究评述,本文发现当前研究缺乏基于文化胁迫视角的理论框架、文化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及量化表达薄弱。在系统回顾胁迫生态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其应用在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而提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和胁迫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最后从时间-空间-社会维度出发,构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以期为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乡村旅游根性意涵的社会调试与价值重建研究

论文从历史演进和意识建构角度阐释了现代异化背景下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根性诉求,构建了乡村旅游中乡村意涵与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解析框架,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异化机理。结论认为,深刻的人地关系意识和哲学认同养成的亲土心理结构与田园精神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动力源,基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异化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后现代反叛是乡村旅游的现代引擎,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而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又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需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乡村旅游急需深刻的反思与革命,扭转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并在乡村与旅游传统的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结构分析

政府失败理论、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也是核心主体;民间组织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联系政府与公民的纽带;企业和公民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媒体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媒介,也是政府与其他主体合作互助信息平台的主要搭建者。     

乡村社区可持续性研究进展与展望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出现,乡村地区成为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新焦点。乡村社区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可以划分为起步、拓展和逐步深化三大阶段。可持续性、脆弱性、韧性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演变的不同研究主题,是当前城乡发展研究的三大热点议题。乡村发展多功能、多维度、多主体等趋势下,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包含社区生态、社区产业、社区空间、社区规划、社区治理等多维度实施路径。未来的乡村社区可持续性研究,要重视多维度综合的乡村社区可持续性评定、乡村社区风险识别与监测、乡村社区可持续性转型、乡村社区生活质量与乡村吸引力提升和现代化治理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实现中国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应综合考虑较优越的政治背景、较大的地域环境差异等基本特征与现实问题。     

论乡村地理学的对象、内容和理论框架

本文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三个角度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以乡村区域系统为研究对象。在对乡村区域系统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当代乡村地理学13个方面65个要点的基本研究内容,并偿试性地建构了以结构、进化和与环境关联为主体的乡村区域系统理论框架。     

书讯

正回到土地(当代批评)俞孔坚著,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出版,定价:48元。中国正处于重建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着因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民族身份危机和与之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俞孔坚分别从城市、田园和遗产三个层面论述他的景观理想"回到土地",并提出了引起热议的"反规划"理论,提倡"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强调"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并对所谓"新农村"建设保持警惕,认为有可能破坏农村     

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继《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以下简称《长江》)一书之后,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详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悖论》)一文、对《长江》中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向传统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与争论。1993年6月,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