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然而1989年9月20日,它却在修护赣江大堤的村民抡下大镢头的瞬间,成为考古学界乃至世人关注的焦点。一批锈迹斑驳的青铜器、造型奇特的玉器和破损的陶片,透过那些灰黄的沙土,在向人们传达着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信息。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当时广袤的江南地区尚属荒蛮之地。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文化性质刍议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自发现以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论文,这无疑对推动我国南方地区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在探讨诸多问题中,文化性质问题,即新干商墓出土器物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究竟怎样,是商文化,先周文化,抑或土著的吴     

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腐蚀分析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的腐蚀机理,用扫描电子显微镜、面探测器X衍射仪、离子色谱等仪器,对这批青铜器的腐蚀现象分三个方面进行了锈蚀结构、青铜基体、微观形貌观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腐蚀结构表面锈蚀成分主要是SnO2,样品表面锡含量均高于基体。漆古表面有龟裂纹,氧、锡元素分布从外至内层递减;铜元素从外至内递增。青铜器上残留土样中未检测出侵蚀性氯离子。实验结果可为保护这批青铜器提供科学依据。     

感受商代江南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然而1989年9月20日,它却在修护赣江大堤的村民抡下大镢头的瞬间,成为考古学界乃至世人关注的焦点。一批锈迹斑驳的青铜器、造型奇特的玉器和破损的陶片,透过那些灰黄的沙土,在向人们传达着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信息。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当时广袤的江南地区尚属荒蛮之地。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期赣江中游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的发现,撩开了“南蛮之地”的神秘面纱。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感叹道:“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1989年距吴城遗址20公里远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     

商代长江中游地区考古的新认识——读《新干商代大墓》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程家村涝背沙丘遗存(以下简称“大洋洲遗存”)是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先秦时期的遗存。该遗存发现以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普遍的关注。为了使大洋洲遗存的材料尽早为学术界所利用,也为了使以后的正式考古报告在该遗存的年代、性质等方面基本问题上的结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还是在大洋洲遗存刚刚发掘完毕后,负责发掘和以后报告编写的彭适凡先生就邀请了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考察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     

商代长江中游地区考古的新认识─—读《新干商代大墓》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程家村涝背沙丘遗存（以下简称“大洋洲遗存”①）是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先秦时期的遗存。该遗存发现以后③,立刻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普遍的关注。为了使大洋洲遗存的材料尽早为学术界所利用,也为了使以后的正式考古报告在该遗存的年代、性质等方面基本问题上的结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还是在大洋洲遗存刚刚发掘完毕后,负责发掘和以后报告编写的彭适凡先生就邀请了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考察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就该遗存的年代、性质、文化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试论新干大墓

1989年11月所发掘的新干大墓,是自七十年代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以来我国南方考古又一重大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新发现对商代考古和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本文试图从考古学角度对该墓的葬制、埋葬年代、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一、特殊的葬制新干大墓位于赣江东侧1公里的劳背沙洲上,其上原有一座东西长约40—50,南北宽约20—30,高5—6米的椭圆形沙堆。墓室“正处     

新干出土商代漆器玉附饰件探讨

本文认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出土的３件虎形玉扁足和４件镂空扉棱玉片,应是商代漆器上的扁足及漆鼎腹部装饰的扉棱,进而大致推定出漆鼎玉足和腹部扉棱玉片的镶嵌方法。     

新干青铜器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纪念新干商代大墓发掘十周年而作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自1989年发掘以来,至今已整整10年了,不仅中国国内很多考古学,就是海外也有不少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的问题已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但仍有某些问题歧议较大,比如遗存性质问题、年代问题和化属性问题等。我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是我们学术繁荣的具体体现。随着日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小臣系玉瑗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有铭玉器共３件,本文主要研究其中一件玉瑗上的铭文：“小臣系害”。“小臣系”是晚商的贵族,“害”字当读为“谒”,是“朝见”之义。玉瑗应是古代文献中的“贽”。     

河南出土的商代玉器

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并以郑州为都城,称为亳都。至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城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地区）,至帝辛（纣）止,因此后人把商也称“殷商”。以盘庚迁殷为标志,商王朝可分为前后两期。     

裸玉与商末亲族制度

安阳殷墟刘家庄M1046出土的玉璋墨书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过对其字的识读,可知这类玉璋即是见于金和《周礼》的裸玉。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墨书字所祭对象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习见于甲金的“长子”,实指首子或元子,而且说明已有嫡庶之别。结合其他称谓,也说明至迟在商末,其亲族制度已相当规范和复杂,后世的宗法制度于此时已具雏形。     

吉金铸铭寻地望 亚醜方国忆辉煌-青州苏埠屯商墓出土青铜器赏析简

青州,始于《尚书·禹贡》,其中载“海岱惟青州”。这时的青州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东至大海西至泰山的广大地区。现在的青州,仅是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行政范围缩小到禹贡时青州的中心地带。从现在考古调查及发掘来看,青州有近万年的历史,面山负海,资源丰富,物阜民丰,地理位置优越,大汶口、龙山时期文化遗址众多,     

郑州商城出土商代玉器试析

相对于史前时代而言,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玉器总体水平并不是很高,种类和数量也不是很丰富,但却代表了我国玉器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商城玉器仍然以礼器为主,某些武器仪仗类玉器比较发达,装饰品比商代以前明显增加,尤其是柄形玉器运用非常普遍,这都体现了商代前期玉器的鲜明特征.洛达庙三期及南关外期时,商城玉器不但很少,而且残小.到二里岗下层一二期时,玉器种类数量逐渐增加,至二里岗上层一期时达到了最顶峰,在二里岗上层二期又迅速减少.商代人民公园一期时商城玉器出现了第二个高峰,人民公园二期又一次衰落.郑州商城各期玉器数量、种类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商城文化的兴衰以及商人在郑州地区统治范围的变动.     

释珏──论商周时期玉器的计量单位

在先秦文献中,“珏”字经常用作玉器的计量单位,但一珏玉究竟代表多少玉器,则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并结合出土玉器的情况,分析并论定了“珏”是商周时期专门用于计量玉器的单位,一珏玉就是两件玉器的代称。同时,进一步论证了在东周时期“珏”更可能是指用对开成形法或成形对开法制作而成的造型相近的两件玉器。     

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

尉氏县张氏镇壁画墓在最近的报道中被断为宋代。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从墓葬形制、壁画布局、仿木结构、人物服饰、墓门题记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将该墓订正为元代。又依据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对该墓壁画中“曾参行孝”和“焦花女哭麦”两组孝子图加以考证。并进一步梳理了考古所见二十四孝图像,发现其组合形式在宋金时期比较稳定,而元明时期则逐渐转向多元。     

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

In March through June 2010, new coring and excav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the Daxinzhuang Site in Jinan City , by which a new cemetery from the later stage of the early phase of the Shang Dynasty to the later phase of the Shang Dynasty was recovered. Among the excavated tombs, Tomb No. 139 is the largest one: it is an earthen shaft tomb with tiers around the bottom, on which human victims were found. The burial furniture was one coffin and one outer coffin, beneath which waist pit was recovered. Plenty of gr...     

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迪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