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综合年鉴的地方特色

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掀起过两次高潮。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高潮主要体现在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方面。从1980年到1999年,我国已出版各种年鉴1300种,其中地方综合性年鉴即达1000余种。显而易见,地方综合     

浅谈专文在地方综合年鉴中的作用

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产业。年鉴,作为一行新兴的信息产业,近十多年来获得蓬勃发展,从80年代初的数种增加到今天的逾千种;其发展趋势也呈多样化：从区域看,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等多级年鉴体系,从类别看,综合性、地方性、专业性、统计性并行。年鉴,按文体分,一般设有特载、专文、条目、文献、资料、附录等,其中专文作为地方综合年鉴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其它部类无可替代的作用。     

年鉴创新的困难与对策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兴起“年鉴热”,迄今全国已出版各级各类年鉴1300余种(一说1500余种),年鉴学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过各地年鉴工作的不断努力,年鉴事业健康发展已成为主流,但是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旨在探讨新世纪年鉴创新面临的一些困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依靠领导重视 开拓年鉴事业

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年鉴,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兴起,浙江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开展,嘉兴市是从1997年才开始的。年鉴以年为期,是记载、汇辑上年度一地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社会诸方面情况,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它具有内容广泛、覆盖面广、浓缩密集、时效性强等特点。因此,必须依靠领导的重视,才能开拓年鉴事业。     

论年鉴工作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年鉴虽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从宣统元年(1909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算起,这一舶来品在我国已有100年的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     

新疆县级年鉴的出路和创新——《新和年鉴》（2007年刊）编后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年鉴事业呈突飞猛进、飞速发展之势,年鉴作为独具特色的工具书,朝着更加多样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但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来看,还有相当多的县（市、区）由于种种原因,年鉴工作尚未启动,已启动的也面临着经费来源不稳定、编纂人员少、采编手段相对落后等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新疆县级年鉴找到生存出路,谋求不断发展,是新疆县级年鉴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笔者有幸参与《新和年鉴》的编校工作,现从《新和年鉴》启动和运作、     

试论信息化社会的年鉴信息工作

自本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问世以来,随着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纤通信技术、信息网络服务、多媒体技术、信息压缩和系统集成技术等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全球信息化潮流势必影响到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也必然使信息事业的重要部分——年鉴信息业面临一场千载难逢的革命性的变革与挑战,如何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信息社会中做好年鉴信息工作,已成为广大年鉴信息工作者所关心的课题。     

年鉴工作市场化运作刍议

“年鉴工作市场化运作”是20世纪90年代,由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首先提出来的。它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年鉴工作开展另辟了蹊径。但是,笔者对应用此种运作方式的基层年鉴工作的前景颇感忧虑。如何把握基层年鉴工作的正确方向,使之更加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笔者在这里不妨姑妄言之,望能得到各级领导、史志界专家及业内同仁的关注。     

试论地方志与年鉴的关系与异同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上千年的文化传统,而年鉴是泊来品,历史不长。抗战以前,我国年鉴虽有一段红火的历史,抗战以后直至70年代晚期却发展缓慢。我国的年鉴虽滞后于地方志的编纂,但地方志、年鉴两者之关系已经被人所揭示。1929年,浙大校长蒋梦麟在讨论修志问题时主张宜“解散志体,编辑年鉴,省史和专门调查”,首次强调年鉴对纂修方志的重大意义。抗战爆发,     

对区县年鉴持续发展的管见

区县年鉴和区县志尽管体例不同、记述年限不同,但都属区县资料工具书,它们的属性是相同的,但一旦把区县年鉴列入区县方志族,即难免有标新立异之嫌。可是只要回顾一下区县年鉴的发展过程,这一认识也许是能成立的。区县年鉴热是继80年代区县修志热之后出现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因为区县修志工作通过区县志的编纂深感搜集和积累史料的艰难。为此,大多数区县在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后,     

推进地方综合年鉴规范体系的建设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级地方政府相继设立年鉴编纂机构,开始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年鉴的数量呈现增长态势,至今,全国各级地方综合年鉴已逾三千种。年鉴事业繁荣,令人欣慰,但与之相伴的标准不一、良莠不齐的问题也引起了年鉴界普遍的关注。"规范化"已然成为近期年鉴界思考的热点。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该条例仅是对年鉴的领导部门、编纂单位、供稿责     

编好年鉴 繁荣方志事业

年鉴在我国出现不足 10 0年。尽管商代曾出现产生年鉴的端倪 ,但却没有进一步孕育发展 ,中断了 3 0 0 0多年。真正意义的年鉴还是近代以后 ,由西方文明传入带来的“舶来品”。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年鉴是 190 9年奉天 (今沈阳市 )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到 2 0世纪 2 0年代末 ,我国年鉴事业才初具规模。进入 3 0年代 ,我国年鉴事业出现了一个高潮 ,有人称之为一个短暂的“年鉴热”。在 193 0年至 194 9年间 ,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年鉴。 195 0年至 1965年间 ,出版了 5种年鉴 ;1966年以后 ,年鉴事业中断。而年鉴事业真正得到重视和发…     

浅谈信息时代与年鉴编纂

地方年鉴是以年为期系统记载、汇集上一年度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性的资料和重要的文献信息。我国年鉴事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各级地方志部门的不懈努力,如今年鉴编纂工作已步入正常的轨道,笔者认为,提高思想认识、创新组稿模式、优化篇目设计、加快编纂进度、革新传播手段是信息时代下做好年鉴编纂工作新的关键,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年鉴编纂工作,也有利于确保年鉴编纂质量。     

第二轮志书编纂应避免年鉴化倾向

<正>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兴起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进入90年代,有些地方志机构完成首轮修志任务后,启动了地方综合年鉴(简称年鉴)编纂工作。2000年,全国又兴起第二轮修志工作。在第二轮志书编纂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年鉴化倾向,已严重影响志书质量,引起方志界的关注。第二轮志书编纂为何出现年鉴化倾向,其表现有哪些方面,如何避免?笔者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以供方志同仁参考借鉴。     

《南宁年鉴》的发行工作

年鉴作为工具书大家族中重要的一员,日益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使用,年鉴内容广泛、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吸收了其他工具书的优点与长处,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大全”、“资料总汇”,是社会文化的精炼与缩影。它以其内在的知识和思想观念,帮助读者提高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以其提供的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告诉读者善恶美丑;并发挥着激励、培养“四有”新人的作用。我国自90年代初出现了“年鉴热”,年鉴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年鉴数量由1980年的6种已增至1996年止的一千几百种,质量也不断提高。年鉴业的迅猛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扎实推进全省年鉴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方未艾在全省年鉴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一、二十五年以来全省综合年鉴工作历程和主要经验 我省的年鉴编纂出版工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地方志编委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年鉴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至今己走过了25年。25年来,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全面、系统地记述地方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年度情况和大事、要事、新鲜事,对建设先进文化、积累保存地方文献,全面反映我省地情、省情。     

谈金融年鉴条目的撰写

<正>条目作为一部年鉴首要的表现手段,它是年鉴的最小单位,是构成年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年鉴当然也不例外。条目在一部年鉴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条目是构成年鉴内容的主体和表现内容的基本形式。如果说框架是年鉴的骨骼,那么条目则是年鉴的血肉。由于条目在年鉴中所占比重较大,其优劣则决定了年鉴的质量,这说明条目在年鉴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的实践与思考

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提出“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的目标后,海南年鉴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取得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的历史性突破。随着年鉴事业不断发展提速,高质量发展既是地方年鉴编纂出版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年鉴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梳理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的历程,总结经验和不足,从“快”“质”“面”“用”等方面对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应对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浅析铁路年鉴适用性对续修志书的影响

<正>作为信息资料工具书的《年鉴》,在国内重新兴起于80年代,至今已有近30年。年鉴的体例随着不断地理论研究越来越趋于规范,年鉴的框架设计和内容编排已形成较为成形的固定模式,年鉴的出版形式不断创新,展现出现代化的前景。然而,在对年鉴的使用和需求上永远不会停滞在现有的水平,     

《世界年鉴》与《大连年鉴》比较

<正>在现代年鉴发展史上,《世界年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是美国出版历史最悠久、最畅销的年鉴。至2013年,《世界年鉴》已出版135卷,并被翻译成日文和意大利文,累计发行8200多万册。因其在年鉴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年鉴界人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其进行了实地调研,撰写了数篇专业的研究论文,有力助推了中国年鉴发展史上第二次热潮,但相关研究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