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抗战前的海南开发计划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位于广东省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把海南岛称为“甚富而未开发之地”,设想在岛上建海港、铁路,逐步予以开发。30年代,国民政府两次制订开发海南计划,结果都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一 1932年的“琼崖改特”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依靠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反对蒋介石,形成了国民党内宁粤对立的局面。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由对立转向合作,粤方取消国民政府,另成立“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     

皖南事变若干文电日期考订

皖南事变自爆发以来,长期受学界关注,但相关著述因缺乏对档案文献的考辨,造成论述的诸多错讹。通过对七份文电日期的考证,表明就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而言,在事变前的较长时间里,项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更多体现在转移路线与时机上。项英更倾向于“东移苏南”,而中共中央倾向于“北移皖东”,但双方亦因外部情势影响而作出调适,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因对时局判断的乐观,项英等人在1940年10月中旬转而倾向固守皖南,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但当11月初延安决定放弃皖南、坚持北移后,项英等人亦随之作出调整。     

评贵州“民八事变”

一九一九年正当贵州人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掀起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之时,统治贵州的兴义系军阀内部斗争趋于白热化,引起省内混乱,西南震动。因这年是民国八年,故人称“民八事变”。时至今日,对这一事变的因果众说纷纭,是非莫衷一是。本文拟对之作一粗线评述。一争权夺利是军阀统治的题中应有之意。“民八事变”是贵州军阀权力斗争的必然产物。自护国运动起,在反袁还是拥袁的问题上,军阀内部就初步形成了王文华集团与刘显世集团的     

浅析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南进计划”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在大力向北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个向南发展的战略计划。由于南进计划在皖南事变前未能实行,始终只是个计划设想,加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南进计划长期以来一直为人忽视。也有人根本否认有过南进计划。南进计划甚至成了项英右倾错误的重要内容,认为“很早以前,项英同志就坚持南进,与中央的北上指示相对立”,以致在行动上对东进、北上消极等待,观望动摇,使我军在江南一再丧失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皖南事变时,曾诬蔑新四军北撤是假;“搞‘三山计划’”是真,并以此为反共的烟幕和     

抗战时期西南公路见闻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我国,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决定迁都重庆,重庆被称为“行都”、“陪都”。1938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始致力于兴修西南和西北公路,加强各省地方政府与中央的联系,有利于调拨物资支援前方。鉴于公路交通和电信管理技术人才奇缺,于是开办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地址在重庆市区曾家岩,借用一间教会学校淑德女中校舍,6个月一期。     

李梦阳复古理论中的“格调”与“真情”

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倡导复古,后世对于这种复古理论的评价并不统一,这种差异性来源于其理论内部“格调”与“真情”的对立,这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在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李梦阳的复古理论。     

张学良从盲从到兵谏的领袖观

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小军阀占地为王,逮其实力强大,羽翼丰满后,莫不希望逐鹿中原,问鼎中央,可谓个个都做过统治中国的美梦。然而,张学良可能是个例外。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张学良至少可以独拥东北,称王称霸,做一方的土皇帝,但张学良却顶住了来自日本和集团内部的多重压力,毅然易帜,膺服南京中央政府。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各种反抗中央的势力风云际汇,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入关,反蒋势力作鸟兽散。“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无间,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与暴日周旋。逮其…     

陈济棠推行复古读经的风波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趋向合作.10月13日胡汉民被蒋介石从汤山释放.11月间,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随着蒋介石下野,粤方宣告取消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时成立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维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该两机关名义上是由胡汉民“挑大旗”,实权系于陈济棠手中.虽然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脑也是该两机关的主要成员,但其     

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

两年前,我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几位前共产党人的事写成论文,提交学术研讨会讨论,一家学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国内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原“中央非常委员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后应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之约,写出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稿,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策略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陪都”重庆往事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我国,上海失守,南京告急,迁都问题迫在眉睫。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就在当年11月20日,宣布西迁重庆。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素有“天险”之称,又是四川盆地心脏地带,物产富饶,战略物资很多,为大西南物资集散地,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又以西北西南两大国际交通路线为依托,具备抵御外敌的有利条件,     

民国元老古应芬之死与粤系反蒋

古应芬其人 1931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有两件大事可以进入历史记忆，一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另一件则是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而引发的“宁粤对立”。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谈判。     

朱维群：“中间道路”的本质是分裂我们国家和民族

甲日&;#183;洛迪一行到北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文字列出了有关“真正自治”的各项条款,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否定、限制和嘲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立法权威,甚至企图由国外分裂主义集团来修改《宪法》,从而实际拥有相当于独立国家的权利。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评贵州“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是兴义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期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这一事变的发生是贵州军阀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如何评价它,是研究贵州军阀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

读了《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刊登的王辅一、李维民所写《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王李文》)一文,了解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但笔者对文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说“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的观点,不敢苟同。     

兴亚院与兴亚同盟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使日本内阁认为对华侵略在政治上须设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这个机构叫什么才适当呢?虽然最明确的是“对支”(即对中国),可称为“对支院”,但须兼顾到有官厅的意味,有政治的目的,还要对任何事变进行处理。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