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金融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而且,就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金融这一板块来说,近些年来,随着史料越来越丰富、研究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史学界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那么,以下我将就近年来已出现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和提炼.并从中提出尚未研究或者研究存在某些不足的问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参...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禁娼和打击拐卖妇女活动述评

娼妓的存在对国家和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明社会的毒瘤。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恶劣的生存环境将许多良家妇女逼上了“从娼”之路,民国新贵和暴发户们畸形的社会需求为娼妓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历届政府在禁娼问题上举棋不定,时而明令禁娼,时而下令开放娼业。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广东后,尤其是陈济棠治粤时期,实施“寓禁于征”的政策,使娼妓业与烟赌业一样畸形发展,盛极一时。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国统区内实施禁娼,并打击拐卖妇女非法活动,取得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不少缺陷。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防谍肃奸斗争述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对日全面作战,但由于“谍报与侦探不健全”以及“监视封锁不严密”,许多军事机密被日谍汉奸所窃取,加以未能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正面战场处处陷入被动境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对国民党当局实施政治攻势,引诱汪精卫亲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能否持久地提供支持。因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关资料为中心,特别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辅以其他史料,对1939年至1944年间国统区15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与特点,并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

抗战前的广东粮业已有较为完备的市场和交易制度：一个以民间商人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为特色、国家政府政治强制干预并不多见的开放型的市场运行机制颇具常态,粮食市场在同业公会等民间社会整合力量的监控、协调下一切皆井然有序。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国统区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统一管理与调控,这样战时经济中自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黑市经济便是市场机制为维持自身延续在政府统制政策下而扭曲变形的真实写照;也正因市场机制的存在,政府在粮业管理中亦采取了一些调适政策,以期寻求统制经济下二关系的动态平衡。事实证明：倘若漠视市场机制规律,政府一味凭借威权,结果只能促使黑市经济泛行,腐败大规模滋生。     

论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计口授粮

自1941年10月至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国统区实施计口授粮的政策,其首要目的在维系省政府的统治,另外的目的还在于,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通过规定大致平均的定量粮食消费,使后方国统区民众大体维系基本的生存,从而支持持久抗战.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体育竞赛研究

我国的体育竞赛运动源远流长,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抗战时期也没有停止其发展的脚步,本文针对我国抗战时期的体育竞赛情况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了当时我国参加国际竞赛的情况,我国境内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内体育竞赛的不同发展情况,并从中对当时体育竞赛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总结。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统一币制政策探析

法币改革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后,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商定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以国币取代毫券。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因应形势需要延用毫券,形成“券币并行”的货币格局。为推进白银国有政策,广东地方当局积极收买白银,但效果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毫券和国币先后遭受歧视、低折,券币比率急剧变动。为稳定货币金融市场,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维持与调整券币比率,确立了“币主券辅”的货币关系。这说明法币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战时信用危机之下,广东地方当局努力探索维持货币信用的路径,实现了形式特殊的地域性币制统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桐油走私贸易

抗战时期,大量的桐油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或海外。这主要是由于日方的高价诱购、海内外价格差异巨大、国民政府的收购工作存在弊端、武装走私盛行及处罚轻微所致。日伪及国统区形形色色的人员参与了走私,走私方式大致上可分为欺瞒走私和恃强走私两种,走私路线分歧,走私的数额特别巨大,利润丰厚。猖獗的桐油走私行为给国统区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红卍字会

在"汉奸"与"亡国奴"之外,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中国人还存在一个"第三者",即为数众多的民间组织与民间教派。本文旨在以抗战时期沦陷区的道院——红卍字会为视角,探讨当时作为"第三者"的社会群体之功能、地位与历史评价问题。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多有存在,甚至颇有发展,开展社会救助。在民族主义与外敌入侵发生严重冲突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卍字会的精神世界并不能超然物外。国民政府可以接受沦陷区红卍字会的社会救助,但敌视红卍字会的道院信仰,警惕其成员的附逆行为。为此,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在宗教活动上有所收敛,并自行处理了部分附逆成员。日伪方面更多的是把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定位为社会救助组织,在政治上拉红卍字会会员入伙,对红卍字会之道院信仰干涉不多。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一方面利用日伪政权对自己的定位,继续开展社会救助;另一方面,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会员也不乏附逆之人。对沦陷区的民间教派——民间团体开展研究,尤其是开展红卍字会这类慈善团体的研究,可以丰富人们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这些团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角色、功能与历史作用。     

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办起40多家修械所和炸弹厂,修理军械,制造兵器,为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局的推展,根据地兵器工业逐步发展,呈现出诸多鲜明特征.抗日根据地实行军区、军分区和县武装部三结合的兵工生产体制,通过颁布有关军事后勤工作的条例和兵工生产的训令、规章等,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军工生产,从而保障了兵工企业的有序运作.     

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     

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260多万安徽难民。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就省内而言,主要是迁入皖南、皖西山区、中小城市及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就省外而言,主要分布于湘西、西南、西北各省及浙、赣等邻近省份。难民迁移给迁入地社会带来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湖南农业述论

抗战时期,湖南农业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因受战争的影响,湖南省政府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粮食、棉花、桐油等战时急需的农作物,使得粮食作物的年平均总产量较战前略有提高,但各种经济作物发展不平衡.从地域上讲,湘北、湘中地区屡遭日军蹂躏,农业出现衰退;湘西、湘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迅速.战时湖南农业发展与近代科技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对支撑抗战起了重要作用,但封建租佃关系成为湖南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述论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为核心的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新桂系借鉴治理广西经验,结合敌后抗战实际,加强根据地建设,使根据地在敌伪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一直坚守至抗战胜利.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战略震慑作用,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打击了日军有生力量.但由于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局限性,根据地内党政协同不够、派系斗争激烈和民众动员工作的有限性,使根据地未能持续发展壮大,逐渐走向衰微.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铜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用铜量急剧增加,但国土大部沦陷,云南成为抗战军需用铜唯一的供给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共同组建"滇北矿务局","彻底管理"云南铜业,有效整合云南铜矿资源,把云南铜业完全纳入国家军事战略资源的范畴。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积极措施,使云南军需铜材产量大幅提升,保证了抗战的铜材需求,有力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云南铜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也在抗战期间得到极大提升,加快了云南矿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日伪为争夺沦陷区教育权问题展开过激烈斗争,它一开始就制定和实施战区教育政策,一方面派员深入战区及日伪后方指导和协助地方恢复学校,以维持沦陷区各级教育,从而使战区化命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针对敌伪在占领区域用煽惑、威胁、利诱等手段推行奴化教育的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设法加以摧毁,同时发动沦陷区教育界知识分子教育民众,宣传民族意识,培养抗战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的兵险

中央信托局举办的战时兵险为国内外重要抗战物资的运输及后方工矿生产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得以安心运输与生产.大量兵险法规章则的制订与施行表明当时经济部门对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非常重视.战时兵险的运作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且与其他财经措施相互配合,产生了超出"保险"以外的稳定效应.国营、民营保险机构精诚合作,共同经营战时兵险.这种互利双赢的模式说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关系除了基于利益矛盾的冲突,还有其他可能的面向,而这是学界以往所忽视的.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半壁江山沦陷,然而,在游击区和未沦陷的山区,浙江人民仍进行着艰难的开发与建设。建设离不开资金,金融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浙江地方银行作为一家省级银行,在浙江南部的艰难环境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浙南山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