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会”的再认识

2004年是辛亥革命前贵州首个革命团体“科学会”成立的100周年。我很同意贵阳市政协杜云峰副主席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他指出：“历史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对自治学社评价很高,以为自治学社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派组织。现在看来,应该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科学会’加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论辛亥革命对岭南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岭南画派和粤剧改革为中心

二十世纪初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亦成为“艺术革命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在前,孙中山革命于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同时,亦大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如其《班定远平西域》,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1]。     

老歌的记忆

著名作家王蒙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革命战争中,歌曲属于革命者,属于人民。对立面的窘态之一是无歌可唱。自古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就叫做‘四面楚歌’。”“无怪乎据说一些老解放区的歌唱家聚会的时候,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们宣告：革命的胜利是从他们的唱歌儿的胜利上开始的。”我出生在胶东革命根据地,自幼学会了许多革命歌曲,至今一些歌曲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策反：“民革”与上海解放

每当想起解放前在上海参加“民联”、“民革”的地下革命活动，我都激动万分。这是我生命旅程中最有意义的一页。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两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鹿泉市永壁西街村周柱海老人家中,至今还珍藏着两件革命物。一件是“革命勇士”匾,一件是“功劳捷报”。     

董必武创办私立武汉中学

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说：“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董必武创办这所私立中学应永志不忘。     

长期混淆的几个重要概念--农村割据、军事大本营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关系之我见

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中．长期以来对“农村割据”、“军事大本营”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三个概念有所混淆。其实三者是有区别的：农村割据在方向选择和依靠力量等方面都不同于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本质上仍然是城市中心论;军事大本营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或者说农村革命根据地是由割据地区和军事大本营所组成的。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

关于“诗界革命”的源起,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在戊戍变法前一二年提出的。《中国学史》说：“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而不及黄遵宪。这种观点极有代表性,但值得商榷,原因有二：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回忆西南革大

1950年7月6日我见到《新黔日报》上刊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以下简称革大)招生的公告,非常高兴。即向罗安仁大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说了我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地说：“参加革命是好事,我给你写个介绍信。”我带上介绍信到当时的贵州团工委学生部,见到了负责人穆颖同志。穆亲自接待了我,并开出前往革大参加学习的介绍信。我就成为“革大”的一名学生。当晚,坐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给兴义老家父母双亲寄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好消息。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

20世纪的西方学术在融合和分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现实需要的强大推动下,兴起了众多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现代化”理论一样,“革命”也是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西方学者真正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革命”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自然史阶段、一般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和行为主义革命理论等四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和取向各不相同,反映了西方“革命”研究的多维视野。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二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红色教育家成仿吾

当代名艺术家周巍峙,王昆在回忆他们的领导,师友成仿吾时,写下了如下的课词：“耕耘儿丰秋,为革命培育英才贤上,是终生乐事;译数自篇,为人民贡献佳品珍,树一代新风”成仿吾是我国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学家和教育家这幅对联高度概括了他为革命,为学、为教育而不断探索,鞠躬尽瘁的人生道路。     

孙中山与香港的不解之缘

香港,这块土地曾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轫之地,也是他革命活动发端之地。港英政府曾对他下达驱逐令,港英当局曾在他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无理干涉和禁止民众庆祝。最后一次离港时,他不禁双眼湿润……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凋零郁金香

今年是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革命7周年。那场“郁金香革命”把民主的许诺带到了这里,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中东北非部分国家的“莱莉花革命”一起,在哑非欧的人陆上燃烧出一片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