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一场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其再现底层声音、挖掘史料来源和研究大众记忆方面的相关工作而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运动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利用口述资料呈现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为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口述史被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广泛应用于英国地方史、社区史、劳工史和女性史等领域,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工作坊运动日益关注记忆问题,尝试从记忆和意识的角度考察口述史背后的社会脉络及其意义,进而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     

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

记忆问题主要是指记忆的可靠性问题,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口述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口述历史的诠释性是口述历史的哲学理论基础,它为其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性存在提供哲学层面的论述。记忆问题和诠释性是口述史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要点,对它们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口述史学研究范式的形态和深度。     

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相比,非洲史研究起步晚、难度大。但是即便如此,20世纪的非洲史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非洲史研究不但成为世界史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为冲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贡献出了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丰富了世界史研究的史料学、理论观点、方法论。环境史是继传统史学、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之后的另一重要流派。本将从史学史的角度着重分析环境史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兴起发展、主要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清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政治史的研究面临巨大挑战,出现了和其他领域相互对话、渗透和融合的新趋势,由此涌现出许多新的课题。值此之际,在对传统政治史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不断回应新兴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有鉴于此,本刊为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于本期以"清代政治史研究笔谈"的形式,推出一组前沿文章,以飨读者。     

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1961年《史学史研究》①创刊以前,由于史学史尚未形成为一门普遍的学科②,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最初目的,便是"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在《史学     

纪念史与记忆史：一个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国内外学术史脉络中,纪念史与记忆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学界从记忆史视角研究纪念史,颇有新获。但纪念史研究并非总从记忆史角度观察,而有着独立成派之势,并从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日渐形成自身特色。同时,学界不乏批判之声,纪念史研究陷入某些困境。从纪念史研究已形成的特色,以及来自学界的议论而言,纪念史研究亟需回应处理这些质疑的声音。记忆史视域的思考将提供更多方法论启示,此亦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关系的应有之义。这将更好地为纪念史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提供资鉴,有助于纪念史研究更好地发展。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谢国桢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 ,从事史学研究五十余年 ,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更是突出。他写下十多部学术专著 ,数百篇论文、札记 ,编纂数百万字的史料汇辑 ,成为当代明清史研究的珍贵遗产。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

正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曾经是边缘化的研究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也随着学术上破除了"黑暗中世纪"的误区,经过40年发展,世界中世纪史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进步最为明显、成果最为丰厚的学术领域之一。由于它特殊的历史时段,一度还成为我国比较史学特别是中外比较史学的重要策源地,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检视与思考

中国慈善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支,是近代以来学科体系确立和细化的产物。民国时期中国慈善史研究并未成长为一门史学分支,而是依附于荒政史和救济史等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慈善史研究顺时应势成长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并渐成学术体系,迄今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有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效显著：文献整理取得突破;研究范围开阔多样;史学诠释创新发展;人才队伍壮大并交流频繁;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界研究论著迭出;国外学界研究成果喜人。但当前中国慈善史研究有进一步深化与突破的空间,可从如下三方面着力：弥补中国慈善史现有研究的薄弱与阙如;形成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体系;确立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推动慈善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及运用。     

情感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正拙著《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一书于2016年4月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后得到不少的回响,该书涉及男性史、情感史、心态史、身体史等史学领域,也与本土心理学之趋向有关。2016年8月上海《东方早报》曾刊出"黄克武谈近代中国的身体观转型"的专访,介绍了近代中国男性气质如何由"文弱书生"转向"健美"。王晴佳!授也关注此书,他是史学史的专家,十分关心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为此特别邀请几位学者谈谈情感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希望能推动中国     

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日本口述史起源于公元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受近代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口述资料逐渐被边缘化,以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史占据了历史编纂的中心位置。二战后,伴随着民众史和社会史的勃兴,口述史开始为日本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记忆转向,日本口述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历史事实转变为考察历史叙事本身的建构与口述资料背后的语境、权力关系等,口述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革新。战争性暴力由于其议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资料,成为日本口述史的一个中心议题。日本史学界通过聚焦“慰安妇”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性暴力,从性别视角推动和更新了战争史的研究。     

彰往察来,开启新进——记《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2011年6月25日,由《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清史研究》、《人文杂志》和《天津社会科学》等编辑部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甘泉先生等人,通过来电或以写信的方式对会议表示祝贺。与会的专家学者回顾了白寿彝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创刊、办刊的经历,充分肯定《史学史研究》的办刊成绩和办刊特色,并对《史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兹概述如下: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7—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六十多名学者与会。在首先进行的圆桌会议上,学者们以"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视野"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张广智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角度,对近百年来中国的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北大核心CSSCI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     

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

中国学界在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影响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记忆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已成一定规模,并朝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条不同路径演进。这两条路径在研究对象、史料获取、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特点,但也有相通之处。作者认为,两条路径的融合将是中国记忆史研究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