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卫辉县大司马明清墓葬出土朱书板瓦初探

以朱书板瓦随葬的习俗,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华北、黄河中下游一带,南方地区罕见其俗。并非所有墓葬都随葬朱书板瓦,死者大多比较年轻,或许与墓主乃非正常或意外死亡有关;大部分墓主身份、等级不高。明清墓葬出土朱书板瓦乃道教之"煞鬼镇墓"符,其含义是三台星君、北斗星君奉道教主管神祇的敕令斩杀诸鬼,保护墓主尸魂不受邪魔侵扰,确保死者平安。以朱书板瓦随葬的习俗不晚于北朝,但广为流行则是在明清时期,反映明清时期道教对社会下层和一般民众丧葬习俗的强烈渗透,同时说明,亡者平安与生者寿夭祸福有密切关联,这一观念在明清时期的丧葬实践中依然根深蒂固。     

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

明清时期,由于巢湖流域农业的发展以及当地人以农为本、少事商贾习俗的影响,徽商遍布巢湖流域大小城镇和集市,在流域内从事商业经营,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营特色.徽商给巢湖流域的市镇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于沟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竹枝词看明清时期广西的社会风貌

明清时期广西出现了大量竹枝词,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包括气候节令、生产生活方式、物产资源、民族习俗、民间信仰等方面,对研究明清时期广西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 ,商人备受摧抑 ,逐渐产生了人格的自卑。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健康人格逐步形成。他们把从事商业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认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历史的阴影尚未从明清商人的心理完全褪去 ,旧的观念仍在左右着他们。明清商人的商业观呈现出二元的特点。这是由明清时代的矛盾性所决定     

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

本文主要从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概况,汉移民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汉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围绕移民的形式及明清两代移民的特点,汉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以及移民对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局面的打开几方面来展开明清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     

明清时期江右商帮与贵州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贵州商业经济产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江西江右商帮的兴盛时期,赣商进入贵州,对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贵州在为外来商业文化提供活动平台的过程中,本身的商业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四川什邡市星星村遗址唐宋、明清墓葬发掘简报

2013年3~6月,考古工作者对四川什邡市星星村遗址进行了发掘,除早期遗存外,共清理唐宋砖室墓及明清瓮棺葬14座。除5座墓葬破坏严重结构不明外,余9座根据墓葬形制可分为长方形砖室墓、梯形砖室墓、火葬墓、瓮棺葬。这些墓葬的发现对探讨四川地区唐宋、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祁门县明清时期民间民俗碑刻的调查与研究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我们在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包括道路和庄园”的祁门县境内,先后发现有132块明清时期的民间民俗碑刻。它或立在村头水口,或立在事发地点,或立在祠堂庙宇,起到告之、提醒和警示作用。这些碑刻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府祁门县民间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宗族条规、山民喜好,如封山、修路、做桥、建祠、续谱、教育、风水等活动,为研究徽州民间民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把门石狮”——俗说俗物

明清时期，段实人家往往要在大门两侧安置一对石狮子，这种习俗流传至今，一些单位依然在门口放两尊石狮，左右对称，渲染气派。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

本文所言之市镇 ,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本文所讨论的长江中游 ,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明清时期 ,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与此同时 ,亦形成相应的管理机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由三部分构成 :官方进驻机构及文武要员、兵士 ,乡村基层组织 ,介于官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     

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

明清时期苏州收藏家群体的形成与苏州明清时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在形成过程及其收藏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收藏心态、审美情绪以及处世方式无不打上商业社会的特有烙印。     

明清时期广东丝织制造业的发展

<正>明清时期,广东的经济已跻身于全国先进地区行列,无论是农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包括内地商业和对外贸易)都得到长足发展。本文主要论及广东丝织制造业的发展。一广东丝织制造业之概观明清时期,广东商品经济活力使更多的手工制造业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制造业,而且步向城镇     

从晋商文化看做人哲学

晋商作为中国明清三大商帮（晋、徽、湖）之首,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一大商业集团,他们经营的行业种类繁多,商业资本雄厚,活动区域广大。而晋商独树一帜,形成规模,是从明初才起步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康、雍、乾时代,道光初年票号创设后,把晋商推上全国领先地位。它把优秀做人哲学融于商业经营活动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人之道,拓展了儒家文化在商业领域中的影响,创造了商号五百年的历史,并为我们留下了有旺盛生命力的晋商文化。     

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菏泽地区明清墓葬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根据历年来菏泽地区考古发掘的15座明清时期中小型墓葬资料整理,并与周边地区明清墓葬形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菏泽地区明清墓葬形制具有多样性以及对前朝墓葬形式的继承和延续性。出土的瓷罐、陶罐、镇墓瓦、铜钱等随葬品和大量的砖雕,为研究菏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

徽州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不仅以"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而闻名于世,还以"十室九商"的商贾之地而闻名遐迩。随着业贾者的增加,商业知识积累更为丰厚,一批有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将经商经验编纂刊刻出来,这些商业书使得徽州社会商业知识与技术得到传承,更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通过对《士商类要》的分析可以探究出明代徽州商业教育的诸多特色。     

论嘉兴的商业信仰习俗

嘉兴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建城历史,自古以来商业就比较发达,因此也形成了特有的商业信仰习俗,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嘉兴丰富的商业信仰。     

从《晋商史料集成》谈晋商史的创新研究

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晋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从事商业金融活动,取得了其他地方商人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秉承契约精神,建立了体系完备且极具技术操作性的会计制度以及独特的、代表中国传统最高水平的商业金融体制,再加上其特殊的制度及地域文化,为后世留下大量珍贵的民间契约文书资料.世事沧桑,战争、内乱使这些资料损...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不同族群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奠定了边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汉以后,大陆移民就不断进入海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共同开发海南的过程中也渐渐互化了习俗,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衣着服饰等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汉黎风俗互化起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最终促成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习俗的形成。     

明清时期东莞红砂岩文化遗存分布规律探讨

梳理今东莞市辖区内明清时期的红砂岩文化遗存发现,其分布情况是：密集区在燕岭古采石场至古东莞旧城一带;稀疏区一在西北的网河平原地区;一在东南的山区。利用明清史料分析认为,密集区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时期莞人致力于修堤治水,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此地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建筑物所致。,网河平原地区形成居民点较晚;山区经济欠发达,较大规模的建筑少,并盛产花岗岩以替代,故而稀疏。最后认为,今东莞市明清时期红砂岩文化遗存的分布,实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