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朝鲜战俘遣返谈判中的苏联因素

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非交战方,在朝鲜战俘遣返谈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近年来俄罗斯解密的相关档案和相关研究成果分析认为,苏联在遣返朝鲜战俘问题上,不仅对中朝方面决策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中朝之间的分歧具有调解作用.遣返战俘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讨论时,苏联是中朝在联合国舞台上有力的支持者.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对朝鲜战争政策的调整,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遣返战俘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在遣返战俘问题的谈判中,苏联作为一种外部因素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朝鲜停战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和交换战俘见闻

我是1945年离开家乡万全县洗马林,入晋察冀边区农科职业学校的。1947年毕业后,在开赴平北地区冀热察行署途中,我被调入军区电讯队,正式参军。新中国成立前夕光荣入党。由于当年接受烽火洗礼,北上南下,14次翻越长城,在解放战争中得到锻炼、考验和进步,1950年,我被调入总参通讯部。     

接待朝鲜战争拒遣美国战俘

历时近三年的朝鲜战争,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为一方,中朝军队为一方的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字生效,双方随即开始交换战俘。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停战谈判决策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国务院、战地司令官等部门及其成员在各阶段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虽然各阶段最后都形成了政府决策 ,然而不但各部门内部意见时常不一 ,而且部门之间也时而出现严重分歧 ;军方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 ;受各种因素影响的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成为美国战争史上最复杂、时间最长的决策之一。     

忆朝鲜停战谈判

冀朝铸,1929年生,山西汾阳人。9岁随父母去了美国,1948年入哈佛大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4月赴朝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     

苏联在二战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1945～1956)

在苏二战战俘的遣返工作持续十余年,遣返进程更是一波三折。这与苏联政府的三重考量是分不开的。出于外交方面的考量,苏联最先遣返非敌对国战俘和友好国家的战俘,拖延遣返敌对国家的战俘,甚至将一些战俘当成了外交筹码。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苏联在战俘中间广泛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工作,战俘中的反法西斯积极分子被优先遣返,而那些可能会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的战俘则要最后遣返。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苏联为减少关押开支,将长期无劳动能力的战俘优先遣返,为提高战俘的劳动积极性,将优秀生产者提前遣返。     

朝鲜战争交换战俘的真实场面

附：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节选） 第三条 关于战俘的安排 五十一、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的释放与遣返须按照本停战协定签字前双方所协议的下列规定执行之。     

试论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

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非交战方,在为期两年多的停战谈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认为,苏联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但在帮助开启谈判大门、参与制定谈判方案、间接影响谈判进程和最终促成谈判结束四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半岛地区和平状态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

年前,当年参加朝鲜谈判的林戊荪战友告诉我,1953年在西方出版的书籍中有两张我的照片。翻开这历尽沧桑仅存的孤本,半个多世纪前参加朝鲜谈判的日日夜夜恍若昨日。同人亦发现,在我国出版的正式文献上有彭德怀签字照片,我也在后排见证。从1952年到1954年,我是以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朝鲜谈判的。当时也只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才可以进入对方占领区。     

我所了解的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

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在我国亦被称为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战国最多、规模最大、军事与外交斗争交织进行、影响深远的一次国际性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彻底洗雪了我国百年的耻辱，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对此，世界舆论具有一致的看法。     

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从第一次会谈的停战三原则到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解决各项议程的整体设想到后来的“一动不如一静” ,反映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同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过程     

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应河北省遣返日俘侨的需要而成立,其工作主要是调查散居日侨的状况,开办管理所进行集中收容,并实施精神教育;根据实际需要对相关的日籍技术人员予以留用,利用其技术协助中方的工作或经营;对每批侨民遣送回国时进行调查并派军警护送至出海口交由港口司令部遣送回国。在完成遣侨任务后管理处即行结束。战后中国人民对日侨的宽厚仁爱表现了博大胸怀。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