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

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统计 ,中西文献均有记录 ,但所录数据歧异甚大 ,令人莫衷一是 ,很多研究者对于各种数据亦未加考辨 ,即取其中一数为其论述之根据 ,固所得结论不可信。因此 ,如不将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据考订确实 ,对于整个天主教在清朝前期的发展是无法讲清楚的。据目前所见资料 ,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教堂教友统计数者有四种文献 :一是由方豪先生收藏的《辩学》手抄本 ,之后附《各处堂志》 ,录全国各地教堂 3 5处 ,无教友数 ① 。据方豪言 ,该抄本言康熙时期 ,而我判断应是顺治末之情形 ;二是杨光先《不得…     

光绪朝“政府”词义之嬗变

在现代汉语中,“政府”一词与英语Gov-ernment同义,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总称,由于行政级别不同,而有中央(国务院)、省、市、县、乡政府之区分。但是,“政府”在中国古代却是一个特殊国家机关的代称。在王朝兴替过程中,由于国家机关不断发生变化,“政府”所指代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直到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它才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含义。不过,在当时它仍然是一个代词,一直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它才正式转化为名词。正是因为“政府”这个词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各个朝代所指代的机关有所不同,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尤其在解读晚…     

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学校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管理私立学校的政策与措施,在基本原则、董事会管理机制、开办与立案、停办事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促进了私立小学、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等各级私立学校的迅速发展。私立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增减、分布地区不平衡、办学经费较之公立学校尤为困难等特点。其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教育重视的推动;自身的办学特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支持;海外华侨投资的推动;等等。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的历史启迪。     

民国时期的江苏省公债初探

民国时期,江苏战争频发,水灾时生,省政府为弥补军政费用不足、筹措公用设施建设费用,发行了大量公债.这些公债多以银行抵押借款的方式获取,折扣大,对当时江苏的财政经济影响巨大.同时.也为当今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国民政府时期的宁夏回族普通教育

国民政府时期,对宁夏回族教育,中央及地方当局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兴办各级回族小学,发展回族普通初等教育为主;同时兼顾回族中等教育及师范教育,设立专门的回族中学及回汉初、高级中学,吸收回族子弟入学;初、中等教育均采取新方法、新内容,并取得良好效果。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北洋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度述论

鉴于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和股权的基础单元,北洋政府《公司条例》对股份进行较为周密的规定。在股份来源方面,北洋时期较晚清有所变化:社会自由认购的现金股占主体,强制认购的股份和各类权益股大为减少。在单元股份的金额设置方面,常见的为100元或50元。也有的公司股份单元金额较大,为500至1000元(两)。有些公司出于招股之便,突破《公司条例》的规定,设置了“整股”与“零股”两种规格的股份单元。在缴纳公司股本方面,固不乏一次缴足的公司,而以分期缴纳股款者较为普遍。除普通股外,北洋时期的不少股份公司还设置过“优先股”、“红股”等。相关公司对于这些特殊股份的取得资格和应得权益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均是为了促进股份招募与股款收缴。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

股份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的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中,由于资本性质、来源、产生时期以及构成方式的不同,其类型并非完全一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国家资本形式出现的股份制企业构成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类型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股份制企业主要通过强行参股、原生和减持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途径形成。由于目的、方式及时期的不同,这些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并非一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户口查记制度——以浙江为例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户口查记方面的文件。本文以浙江省为例说明：当时国民政府的户口查记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调查全国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以户口查记制度为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秩序。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户口查记目的在于了解全国基本形势,后来发展以反共为主,至抗战爆发以后,则是服务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其中,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     

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县级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司法行政当局力图对县级司法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县法院的普及.四川各县司法机构在省高院的部署下实施了改革.在人事任命上,提高了任职资格,采用新标准对既有人员进行甄别审定,采用考核录用的办法吸收新增人员,对未达标者进行培训,并建立一套常规考核办法.虽然经过努力改革目的部分得到实现,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许多因素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改革计划不切实际,合格的司法人员短缺,人员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等等,使得县司法处和县法院的建立一再拖延.另外,制度之间的冲突、围绕人事权力的争斗也消减了执行的力度.在监督方面,虽然最高司法当局规定了巡查制度和常规监督管理制度,但地方以种种应付手段使监督多流于形式.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各项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计分两大部分：一是对于各种兵灾的救赈,包括1913年的“癸丑兵灾”、张家口兵灾;1914年的山东兵灾、皖豫两省兵灾;1916年的护国战事兵灾以及其他各地的兵灾等等。二是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的救赈,包括水灾、旱灾、风灾、震灾、火灾、疫灾、荒灾等等。在平时,红会还开展了治病防疫、施医赠药等各种公共卫生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表明,慈善是一种社会动力,是调节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从国际竞争力角度看旅游产业中政府干预的作用

本运用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政府干预可以改善我国旅游产业的要素条件、需求条件和竞争条件,从而提高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意义。     

Hiding in plain sight: the Coptic Museum in the Egyptian cultural landscape

Abstract

Museums have long been important tool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of helping nations deal with their increasing diversity. The Arab Spring of 2011 brought massive social upheaval and change to the Middle East. Egypt experienced particularly dramatic changes. Long-standing fissures around who qualifies as an Egyptian, which groups dominate in this secular or religious nation,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n Egyptian today came to the fore. How did different groups fare within this negotiation and what role did cultural institutions play? We explore these struggle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optic Museum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optic community. We argue that the Museum historici s es Copticism, or depicts it as an historical, bounded period in Egyptian history. It also embrace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sees Copts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Pharaohs, and therefore the original Egyptians, although some later converted to Islam. By so doing, the Museum positions the community centrally but unchallengingly within the ever-changing ‘master’ national narrative, whether in its more religious or secular form. By telling this particular story, the community saves itself and its materials, but it also constructs and perpetuates its paradoxically central, but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