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

本文试图评估《华裔学志》对於西方汉学的贡献。1935年《华裔学志》在中国成立,学志为国际导向,共襄事者一者来自中国,二者来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华裔学志》成立至今已出刊五十册,本文将论评其中内容。除此,本文还含括评论“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华裔学志丛书》系列)以及最近才更名为“Collectanea Serica”(《华裔选集》)的“Other Publications”(《其他出版品》)。     

开源引万流——华裔学志丛书连续出版

台湾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汉学中心自2003年成立之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华裔学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册。其一是《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其二是《〈华裔学志〉中译标题目录1-50册1935-2002》。《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一书,收录了辅仁大学第一届汉学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论文及相关报道。包括柯慕安《鲍润生的生活与事业》,巴佩兰《〈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傅熊《对欧洲汉学研究现状的省思》,鲁保禄《从传教士的传奇到中国基督宗教史》,刘显叔《汉学研究中心与台湾的汉学研究》等。《〈华…     

开源引万流——华裔学志丛书连续出版

台湾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汉学中心自2003年成立之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华裔学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册。其一是《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其二是《<华裔学忘>中译标题目录1—50册1935—2002》。     

辅仁大学第三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位格和个人概念在中国与西方

辅仁大学汉学国际研讨会为辅仁大学外语学院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所举办。该中心为德国圣言会华裔学志研究院的台北分部办公处。辅仁大学第三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位格和个人概念在中国与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围的波恩汉学学派”是为台湾汉学学者和其相     

《明史·艺文志》正误二则

《明史》卷77《艺文志》二曰:“胡諲,《河南总志》十九卷。”(中华书局标点本是第2409页) 按:“諲”误,应作“谧”字。胡谧,字廷?,浙江会稽人,天顺元年进士。该志修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据成化二十二年刻本,卷首有胡谧“河南总志自序”。顺治《河南通志》前序云:“旧有通志,天顺间创始于提学副使刘公昌,后十余年副使胡公谧略加芟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六,《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中国地方志综录》177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均作胡谧,《河南总志》十九卷。     

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

顾亭林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卷十三)从氏族制的变质存在于后世者而言,秦汉为一大关键。秦汉家族的性质,已不是古代的了,而是中国中古社会乡村自治体的特殊编制。这种乡村依于血缘的巩固结合,起源于秦汉的乡亭制。中国族谱学亦是由汉开始(严格之义)。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承吴晗兄征得潘先生抄稿见赐)云: “汉代谱录……见于载籍者;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及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外此赵歧有《三辅决录》,应劭有《氏族篇》,王符《潜夫论》中亦志及氏姓……然谱学作品,自不止此三数种”。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全国省级刊物主编会议综述

全国省级刊物主编会议,于2001年10月18～21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地方志》、《史志林》(贵州)、《江西方志》、《云南史志》、《河北地方志》、《志与鉴》(山东)、《巴蜀史志》(四川)、《天津史志》、《广西地方     

“胡适全盘反传统论”辨析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大著《中国意识之危机》中指出:“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认为胡适是思想文化整体论者和决定论者,又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虽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在情感伦理上的制约,主张渐进地改革中国传统,再造中国新文明,但在本质上无疑是趋向西方文化的全     

国家志不宜取名一统志

将来要编纂的中国国家志取个什么名称,有多种意见,有叫“中华总志”的,有叫“中国通志”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应取名“一统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山鹰主编《邵长兴方志文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中华一统志》(范同寿：《时代呼唤的文化工程》,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国一统志》(苏长春：《关于编纂国家志的构想》,载《黑龙江史志》2004年第6期)。我认为这都是不妥当的。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立宪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颇重视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论其立宪思想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却忽视了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本文拟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康有为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法国大革命的:一、游历香港时阅读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前者谈到法国大革命。也读过王韬的《法国志略》,该书造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但持否定态度。通过中国人的这些初级读物,康有为对法国革命有了一鳞片爪的了解。二、“复遍读各国译本西书,乃知西方治国有法度”。25岁时他在上海“大购西书”,“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尽释故见,专肆西学”。当时中国出版     

谈用志理论的学科命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用志问题。尤其是从1996年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用志问题更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为了促进用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学者都主张建立一个分支学科来系统研究用志问题。例如,《中国地方志》杂志2003年第4期就刊载一篇题为《建立方志应用学的若干思考》(刘希汉等人撰)的文章。此文呼吁说：“建立方志应用学刻不容缓”,“加强方志应用学基本任务和理论的实践研究是当务之急”。     

浅论《蒙古游牧记》

在有清一代的史地学者中,张穆是卓有成就的大师之一。其年寿不长,著述却极宏富。先后撰有《重修平定州志》、《魏延昌地形志》、《水经注表》、《顾亭林先生年谱》、《闫潜邱先生年谱》、《(?)斋诗文集》、《汉石存佚表》、《说文属》、《靖阳亭札记》、《蒙古游牧记》、《山右碑目》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蒙古游牧记》用力最勤、享誉最高。清代学者祁隽藻在其序言中盛赞“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则赡而不秽”,“考订则精而不浮”;“拟古人地志,当与郦亭(郦道元)之笺水经,赞皇(李吉甫)之志郡县并驾齐驱,乐史、祝穆①以下无论已”。又指出,“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州(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垚)、固始蔚子潇     

简讯

续修《镇江市志》篇目上网征求意见2005年12月31日,镇江市史志办在市政府的“中国镇江”网站“政务公开”栏目上公布了《镇江市志(1983年～2005年)》篇目和《关于〈镇江市志(1983年～2005年)〉篇目征求意见的启事》。2006年元月4日,我省第一门户网站省政府的“中国江苏”作为重要新闻及时予以选登。《镇江市志(1983年～2005年)》主体部分45卷,卷下设章节目;《关于〈镇江市志(1983年～2005年)〉篇目征求意见的启事》从指导思想、上限下限、记述范围、分类原则、志书体裁及人物志写法做出六点说明,广泛征求意见。镇江市史志办在首轮修志结束后…     

西汉武威郡治 为武威说质疑

西汉武威郡治所,现在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在姑臧县,即今甘肃省武威市;第二种说法,认为在武威县,即在今甘肃省民勤县东北。第一种说法,认为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武威郡”下列了十县,第一个县就是“姑臧”。西晋的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是遵循《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写的,他说:“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这不仅说明了《续汉书·郡国志》的体例,而且也说明了《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因此在长时间内,人们认为西汉的武威郡治就是姑臧县。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就说:“汉置姑臧县,为武威郡治。后汉因之。”直到1979年出版的《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都和     

用心用力而记之——《增城县志》《怀集县志》“文革”记述之比较与归纳

近日展读新编《增城县城》(以下简称为《增》),以为其志当年称为“波澜壮阔”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为“文革”)在增城一地进行的情况,用心复用力,致其记述见广度又见深度。又由此联系到笔者主编(后期为参与主编)的《怀集县志》(以下简称为《怀》)之志“文革”在怀集进行的情况,乃产生将两志之记此从铺张编排到具体记述作比较总结设想,以从中对县级地方综合性志     

再论乾隆《汾州府志》为戴震纂

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汾州府志》,是地方志书中的上乘,但关于其修纂者却一直存在争议。历来认为知府孙和相修、戴震纂,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修纂者应为知府孙和相,戴震只是参订而已(《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薛愈、王志华“乾隆《汾州府志》是否戴震所纂修?”)。翻开乾隆《汾州府志》,修纂者确为知府孙和相,只是在冀宁道徐浩、郡人曹学闵、布政使朱和知府孙和相的序文中才见到戴震的名字。徐浩“汾州府志序”中记曰:更聘戴东原先生襄其事。”曹学闵“新修汾州府志序”中记曰:“复延休宁戴孝廉东原,考证古今,削笔成书。”朱“汾州…     

试论志书中的文献目录──参编《晋城市志》的点滴思考

中国古代素有编纂文献目录的传统,史志目录创建于东汉初年班固所撰的《汉书》,以后各史依例编纂,即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6种。其余正史无志者,经后来(主要是清代)的学者陆续补编,出现了一大批“补经籍志”和“补艺文志”。这样一来,汉朝以后各朝的正史中几乎都有了文献目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代王朝收藏文献典籍的一般情况。 我国地方志记载地方著作的目录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记北齐时代邺下(今洛阳)一带杂事,…     

史学精粹

<正>冯天瑜:《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     

历史要感谢他——记热情关心支持泰州修志事业的朱琏瑞同志

继1827年《(道光)泰州志》后,泰州曾三度修志,先后纂成《(光绪)续修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民国)泰县志》,但均未付梓。1980年10月泰州市成立修志办,历经十多年,1996年7月《泰州志》终于形成验收稿。然而就在此时,因泰州成立地级市,财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