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三星堆文化热”和由它所引发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也正是由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才使先秦巴蜀文化这个研究领域最终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三星堆文化研究回顾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这里仅就笔者阅读与研究所及,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分歧从10个方面略加述评。1…     

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新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在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中,广汉三星堆是一处最重要的遗址①。目前,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径直将三星堆文化同巴蜀文化相联系,有的称其为早期巴蜀文化,更多的则称为早期蜀文化,或早蜀文化。将三星堆文化称为早蜀文化,实际上就是认为蜀文化由三星堆文化演变而来,两者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上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上述观点在学术界大有认同的趋势。三星堆文化是否可以同早期蜀文化划等号？它们之间有无区别？如有区别,有哪些区别？倘有相似之处,又有哪些？本文拟从三星堆文化划分类型入手,分析主要典型陶器的文化因素,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内涵,对三…     

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如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和信仰的来源、三星堆文化的划分,以及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等。包含着新技术、新观念的域外文化与有深厚积淀的本土文化相碰撞,可能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并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契机。     

基于民族文化传播的民族旅游纪念品开发策略研究

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其核心竞争力,而旅游纪念品是民族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目前民族旅游纪念品存在很多突出问题,影响了游客对民族特色文化的感知。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旅游纪念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基于民族文化传播视角探讨民族旅游纪念品开发路径,以更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传播。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探微

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第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星堆文化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明的起源说。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采用了中原青铜器及陶器的部分形制,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礼仪的影响,因而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研究述评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是以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为代表的遗存,可视作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学界对其性质进行了较多讨论,存在归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性遗存或十二桥文化早期等几种认识。由于三星堆文化资料较少,以尖底器出现与否作为区分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判断标准显得过于简单而不够准确。随着十二桥文化资料不断公布,将其视作十二桥文化最早阶段遗存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该遗存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和谱系研究的关键节点之一,还涉及到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关系,并与古蜀文明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及对外交通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权力的象征与延伸——读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

权杖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权力的表达和象征物,在考古发现中多以各种质地的杖头呈现。通过对李水城教授所著《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一书的介绍,对中国各地出土的杖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评述,探讨哪些属于代表权力、等级、威仪等含义的“权杖”,而哪些可能与之无关。其中,较确凿与神权、王权有关的“权杖”应属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杖体,此外羊甫头墓地M113随葬的人形铜首木杖也可能与“权杖”相关。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地理区位,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权杖”这一文化现象或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而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杖头铜饰”与斯基泰文化中的杖头铜饰“器形相近、用途相同”,为理解外来文化中的“权杖”可能流传进入中国的途径提供了线索,或可由此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和更为广阔的地域,来进一步考察由权杖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片断。     

评《三星堆图志》

一、《三星堆图志》选题的重要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是古蜀文化乃至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亮点,举世注目。该选题属于“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范畴。目前,出版有关三星堆的读物林林总总、车装斗载;研究三星堆的学者不分东西南北、海内海外。     

分与合——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

长期以来,围绕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命名问题,中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三星堆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从最初被归为一个文化类型,到后来被分为二至四个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认知过程。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个器物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存,就目前的认识,其年代不早于距今3200年。因而,将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析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月亮湾文化”的建议是合适的。此外,原来被划归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器物坑,和被划归为十二桥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存前后相继,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将其作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铜文明,命名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试析当代博物馆的文化传播问题

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向全社会展示和传播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期在保存历史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传播已经呈现了学校、报纸刊物、电台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多方面并举的局面。在这些社会传播媒体中,相对来说,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力度要显得弱小许多,但博物馆文化还是有其特定的难以替代的内涵,这主要就是作为保存、延续和弘扬民族精神文化的特殊载体而存在,博物馆文化的传播更能激励民族精神和强化凝聚力。由此,博物馆在它所辐射的区域内强化文化传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实现这一责任就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茂县牟托村"翼龙"与三星堆龙之比较--兼论三星堆文化向北传播的途径

邹衡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是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和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自从两个祭祀坑的材料公布以来,学术界涌现出了大批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论文。研究者们对祭祀坑的年代、文化构成、性质以及三星堆文化的内涵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三星堆祭祀坑和三星堆文化正在学者们的辛勤工作之下,一层层揭起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示其真实面貌。     

公众对文化遗产传播文本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星堆考古报道读者评论的研究

借助新闻媒体进行文化遗产传播是推进公众考古的重要方式,但公众接收和理解传播信息的机制尚不清晰。以三星堆考古报道读者评论为案例,通过语用、语义和编码分析发现：受众对考古报道的回应受报道本身的影响,同时表现出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和思维发散性;受众积极投入到对三星堆文化的阐释之中,通过追问谜团、消解权威、自主求证、寻找关联和娱乐解构等方式,在三星堆的文化表征、文明起源、遗产保护利用以及其他关联主题上进行新的意义再生产。基于受众的能动性,研究构建网络型文化遗产传播模型,提出传播活动的根本矛盾在于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关系。研究有望提升学界对文化遗产传播的理论认识,并为传播实践提供启示。     

论古代移民与青海地区民族文化变迁——兼论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中的变异

文化本身并无优劣强弱之分,所谓的＂强、弱势文化＂是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同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表现的态势。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特点。考察历史上移民和文化传播,对今天青海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开展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地区考古文化问题思考

四川考古发现揭示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遗址,为认识古蜀明的源流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宝墩化”与“三星堆化”的确立,大大推动了四川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此对它们与周边区域化的关系提出了若干见解。     

也谈三星堆遗址的“祭祀遗存”

学界围绕三星堆器物坑引发的讨论始终未能统一意见,近期披露的有关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为讨论提供了更多物证。三星堆祭祀区范围内的地层堆积较其他居址区似乎显得更为简单,反映出严格的规划意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三星堆器物坑所在区域似乎较为独立,但应该和周邻的建筑、灰沟等遗存有密切关联。分析仓包包和高骈公社两处地点的器物坑及青关山台地H105的埋藏特点,发现它们与三星堆器物坑有同有异。仓包包和高骈两坑年代早于三星堆器物坑,其部分特点被后者继承下来,而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同之处,是由于年代、规模和目的不同等原因导致的。从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宗教祭祀特点有了较大改变。三星堆文化存在多样化的祭祀遗存,其祭祀传统是宝墩文化以来文化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     

炎黄文化的历史轨迹——评何光岳著《炎黄源流史》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其历史悠久,内容浩繁,要想彻底廓清其源流,理顺其谱系,却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我国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出发,经数十载的资料积累和笔墨耕耘,继《楚源流史》、《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东夷源流史》后,又推出了《炎黄源流史》这部鸿篇巨帙,洋洋洒洒,林林总总,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一大贡     

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刍议

作者在忠县主持中坝遗址工作8年,对这一地区夏商时期发掘而又已经发表资料的遗址材料多有收集,经过梳理、比较,该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虽然有不少当地土著的特点,但也有比较多的三星堆文化因素。作者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汉代体育文化的传播

汉代体育文化的传播陈成军,王永红传播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汉代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乃在于中外各民族、国内各地区间频繁广泛的文化传播,使汉代能够吸收、融合中外各民族...     

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

成都宝墩诸遗存与广汉三星堆遗存应属同一化,它们之间,特别是宝墩遗存的第三期并不存在向三星堆遗存第一期发展的关系。三星堆化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明确而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