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与散文载道传统的进境

明中叶后,华而无实的文风渐滋日盛,以故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在这样的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承担起救弊之责,而阳明心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的具体内涵也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因此,若推本溯源的话,“师古人之心”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的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而其对“文以载道”的影响自然不再像前代那样单纯地附道于文,实际上更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流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不论诉诸于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则文章必然充溢着道的气息而“莫非道之用也”。     

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文章论的接受及其展开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接受了宋儒的文章论,并与中国人一样致力于“古文”的创作和对古人之心的体悟。这实际上是对“儒教”的再发现,把儒教内化为自我精神的一种思想搏斗。理解古代、体悟古人的这一方法论创造出日本独有的学术——“古学”,并由此产生了日本的国学。同时,宋学的文章治藉由《古文真实后集》的流传而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催生出江户时代的多种文艺样式,并创立了近世和文的规范。     

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

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并以为所谓“论学殊”之“殊”,主要在于章、康二人经学主张不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章太炎则持守经古文学的立场。 本文以为:1.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其经学主张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具有“明显的经古文学倾向”。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2.戊戌时期章太炎的确对康有为所宣扬的“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但章氏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以经古文来反对经今文,而是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深沉思考。因此,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以下,将以对章太炎早年经学主张的判别及章氏早期思想特征的分析为主,具体说明本文的观点。     

乾隆帝执政初期的“文气论”及对科举的影响

乾隆帝早期执政期间提出“作文之道,以气为主”,主张文章应当出于正气、文以载道且气象宽舒,这种观点在文学层面来自于宋代文气论、文道论,在精神层面来自于孟子的“浩然之气”。以古文来纠正八股之弊的做法自明代有之,康熙、雍正两朝通过官方著书提倡古文风格。并将这种文气论运用于科举制度与殿试题目的改革之中,同时通过崇尚古文的地方考官,上下共同选拔真正求实笃行的文人,进而转变朝堂上平庸、浮华的风气。     

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

鄂君啟節始见(?)字。舊说或以为居字,或以为(?)字。新版《金文编》主後说,理由是“節内另有居字作(?)”。今包山32号简“所死於其州者之居后(?)族”,居和(?)連文,釋文作“居(?)”,甚是,《说文》:“(?),(?)也。从尸得几而止。”按凥即(?)之異体,字並从几。《说文》凥注音作“九鱼切”,實误。當逕讀为(?)。     

图片

我以为函人须传神。为了传神,形的准确与否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传神需要抓特征。特征到位比形貌到位更重要。中国画要传神写真,其中内含画家主观的“意”的存在。文人画家认为,造型的目的是为了传神,传神的目的是为了写意、鹭沁造型、传神、写意三者发展与变化（即纵横关系）是辩证的。古人日：“书为心画”、“画乃心印”、“言为心声”。又日：“文不真,行不远。”即写意、写心。 ----—杨国光《砚边心语》     

德符之思

“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说文曰:玉,石之美,有五德……是玉与石所异惟德耳。管子云:玉有九德。聘义云:君子比德于玉。其说视汉儒尤详焉。若言符,则王逸王部论以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纯漆为玉之符是已。于今思之,言德尚矣,言符末也。后世有膏(窃)玉之名而不知其非者,皆符为之也。故玉贵德不贵符,然此亦惟为知玉者言之,必执是以为衡。……名玉者愈多,则玉之真愈掩。”—《石雅》章鸿钊第一次接触到“首德次符”与“忽德重符”这两个词是在杨伯达先生的文章中,推崇前者、批评后者。笔者望文生义的将“德”与“符”的含义理解为玉文化的…     

读《说文》札记一则

读《说文》札记一则李守奎“串”字不见于《说文》，但《说文·心部》有一“患”字：患，忧也。从心，从上贯□□，□□亦声。古文从省。……《说文》对患字字形的分析颇为费解。后之学者多已看出其中破绽，或谓之“亦近于望文为义”①或谓之“乃浅人所改窜”②。然大...     

文章无法

林语堂先生是我挺崇拜的一位作家。先生有篇散文,叫《文章无法》。是的,我赞同先生的观点,我也以为:文章无法! 武功境界讲究“以有法为无法,以有限为无限”;书法之最上乘也是“不拘章法,听由心灵之挥洒”。文章区别于武功、书法,又与武功、书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之最高境界也是“无法”。从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来说,有法将限制学生潜能的发挥,极有可能造就一批毫无人气、灵气的“书呆子”。学生阶段本是思想最活跃的     

解經與著文：清代學術史上的“疏證”體

清代學術史上大量出現的"疏證"類著作以條分縷析、廣徵博引爲特色,具有古文乃至傳統注疏不易具備的文獻容量和分析潛能,考證之學術旨趣藉以呈現。清代前中期,疏證體的焦點經歷了從以"疏通"爲旨到以"證明"爲重的變化。嘉慶以後,"疏證"的寫作方式成爲闡釋經典的流行乃至典範體式,尤其在小學、輯佚領域蔚然成風,亦影響到單篇文章之寫作。古文家批評考訂疏證之文"傷氣",不能成文;而考據家則主張注疏考證之文自有其特殊文氣。至章太炎《文學論略》將"疏證"專列爲文章之一體,對有清一代"疏證"體之演進作了理論上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