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dicament and responses: Discussions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modern era, following the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hools, the subject of history was included in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from primary to tertiary. However, in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devoted to historical knowledge has in fact declined rather than improved. In the 1920s, many contemporaries vocally criticized and pondered the low level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occasionally voiced dissatisfaction with history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as well. Critics primarily focused their discussions on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for history classes, imperfect standards formulated for history classes, poor histor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ack of qualified, specialized teachers, forming a universal consensus among contemporaries on the failure of history education. However, the widespread opprobrium attached to history education was closely tied to two facts: first, the historians of early modern China had as yet failed to compile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acceptable to the majority, greatly disappointing many educators; second, historical resources failed to exercise the mobilizing effect on early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at contemporaries had hoped for, and history thus often became the scapegoat paying the price for practical setbacks and failure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

以往若干史著记载了李大钊曾于1918年在北京发起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由于史料缺乏,近来多被学者否认。笔者根据当时的报载文章、早年俄国顾问撰写的《中共简史》,并参以当事者的回忆,认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曾于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存在过。这个研究会的产生涉及苏俄人士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初期联系与活动。虽然该会的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都不怎么固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非正式学会,却在中国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     

江户时代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

本文对江户时代日本史学著作的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存在于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将其归为华夷观变化滋生民族主体意识、神国思想、尊皇意识三种形态,力图证明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源自其思想内部,而非外来殖民危机。     

哈佛大学"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我见

2002年6月底,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了一次题为“战时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战时中国的地方政权与状况。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日本侵华期间扶植的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伪满洲国的“伪”、傀儡定性提出异议;有的日本学者公开为日本侵华罪行辩护。这种观点,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违背了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公正的历史道德观和求实的精神。不同国家的学者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有助于深化和端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日本五良太夫正德入明考

五良太夫明正德来华学习制瓷,因为一向史料缺乏,遂成中日交通史上一大悬案,近50年来众说纷纭。笔者据李春亭家谱等史料考五良太夫确为明正德时人,从李送别五良太夫诗证实五良太夫于正德八年(1513年)确实来华并为日本了庵桂悟使团正式成员;再以王阳明送别了庵桂悟序证五良太夫来华确已经从事了青花瓷器制作。     

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

乡土志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尚有不少方面没有涉及.本文就近代乡土志的发展状况,当时的读书人对乡土与国家关系的诠释,以及乡土志流播日本等问题,进行分析,阐发了自己的新看法.     

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再从引文分析看大陆华侨华人研究——以1999—2008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载文为例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2008年刊发的372篇论文的引文数量、引文类型、引文年代、半衰期、普赖斯指数、期刊自引率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以反映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和水平。得出结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平均引文率高,研究的实力增强;引文涉猎范围广,但核心区效应不明显;引文类型多样,以图书为主;研究人员利用外文文献的能力需加强;文献知识更新速度慢,应引起文献收藏部门的注意。     

试论清末民初大众媒体对女子学校教育的影响

清末至民初各种大众媒体关注女子解放问题,不仅全方位抨击当时为女子学校教育兴起造成困难的缠足风俗,帮助广大妇女解放双足,并积极报道西方女子的学校教育情况,大力提倡新式女学,为女子学校宣传助威,还利用舆论的力量逐步推进女子学校教育的合法化、正规化。大众媒体的宣传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铺平了道路,对女子学校的教育影响巨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