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对清代考据学批评之批评

前人对考据学批评较多的是“复古”、“繁琐”、“门户之见”,这些批评有可商榷之处。考据学重视先秦两汉文献是由他们的研究课题所决定的,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非是复古。繁琐不是考据学者们的追求,他们讲究博征,注明出处是为了增强结论的科学性,不能不加区别地视为繁琐。考据学派中的吴派矫枉过正,确有较深的门户之见,但皖派、扬州学派都主张实事求是,不以汉宋论是非,不偏主一家。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小说、方法与材料——胡适考据学的成就

胡适的考据成就在于,他对小说的重视和引进西方的实验主义这一方法论。在治学过程中,胡适形成了存疑—假设—材料—求证这一思路。通过考据,胡适发现了传统考据学的局限在于考据的材料上,这一发现正是对传统考据学的突破。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清代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大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或佐证事实,或校订脱讹,或旁通音训。因此,以子证经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戴震考据学研究》评价

戴震是18世纪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前贤时彦虽多有论述与高度评价,但对其治学的基础与主体——考据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49．4万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生活经历的考察入手,     

王鸣盛的考据学方法及其学术贡献——以《汉书》考证为例

王鸣盛在为《汉书》辨讹、补脱、去衍的过程中,考论结合,或以表、志、传互证,或求之于碑文,或考之于经,采用各种方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研究特色.其重要贡献还体现在考证《汉书》书法是否有义例,对他人研究成果作学术推进,评论班书之史法,以《汉书》纠正他书之误等.     

欧阳修校勘学述论

作为著名文献学家的欧阳修 ,曾长期任职馆阁 ,对校勘者提出了见多识广、吃苦耐劳、博采精择、久任专一的条件和要求 ,见解精辟 ;校勘中信守“慎改”原则 ,采取阙疑、存异作法 ,为后世树立楷模 ;探索“文物校勘法” ,集录金石铭刻对传世古籍进行校勘 ,成果显著 ;校勘遍及四部 ,质量精审。欧阳修在校勘学史上应当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校勘学兴盛的语文学原因试析

校勘学在清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群众化的学术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之外,清代语文学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从皖派学者治学的实践来看,文献校勘离不开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知识,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又常常在文献校勘的基础上进行。清代校勘学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清代语文学的大发展。     

欧阳修论考史

欧阳修在长期从事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始终能够坚持创新与求实并重原则,在考史方面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即:考史应不没其实,力求史实真相;慎于传疑,不轻易下结论;勇断不惑,敢于创发己见;不苟立异,反对刻意标新;切于人事,排斥天命神学,这些至今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三则

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 ”、“ ”和“ ”应分别释作“婉”(虐)、“xiu”和“要”(挍)。     

高拱著作版本考辨

现存高拱著作十五种,明清时期刊刻过三次：即初刻四十二册本、万历《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本和笼春堂《高文襄公文集》八十八卷本。本文对这三个刻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辨析考证。这不仅对我们重新编订校勘《高拱全集》至关重要,而且对研究明史及高拱的政治改革和学术思想也有着重要意义。     

谌湛溪先生名、字、号考证

根据胡适先生日记,对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谌湛溪先生的名、字、号进行了考证。考证为谌湛溪先生名立,字祖恩,号湛溪。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契名考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钰欣和周绍泉先生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为徽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实属功德无量,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王、周二位先生整理契约文书的过程中,在立契人姓名、立契时间、契约内容等方面仍有些讹误和不足之处.本文对这些错误和不足进行逐一考校.恢复徽州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为徽学研究提供精确的文本.     

三家《南唐书》传本考

《南唐书》有胡恢、马令、陆游三家,胡书现已很难见到,仅马、陆二书存世。今就胡恢《南唐书》的流传踪迹作了相关的考证,并对马、陆二书现存版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希望能对南唐史研究有所裨益。     

《明史·礼志》人名考误五则

中华校点本《明史·礼志》中的李燧、李译、陈祖圭、吴桢、高元侃等五人之名,考之《明实录》等文献所载,《礼志》所载之名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