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汪兴祖玉带特点论及明代玉带规制

1970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南京北郊中央门外张家洼明洪武四年汪兴祖墓中清理出一副镶金托云龙纹玉带①。。这副玉带做工精细,型制特殊、纹饰精美,不仅是中国玉雕工艺的杰出作品,也是迄今所见明代职官最高规格的赐授王带,出土后影响很大（图一）。近几年曾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展出,并著录于《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美术全集》、《中国文物精华辞典》等大型图录中。在这副玉带出土27年后,我们对它进行进一步观察研究,又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关于汪兴祖玉带（一）、汪兴祖玉带的现状及其结构复原江兴祖玉带采用上等和闻玉料制作,玉色…     

战国古玺考释十种

(1)“(仑阝)氏”大陶玺(图一) 此玺曾经桐乡冯汝阶宝商君残戟室收藏,任熹《汉瓦砚斋古印丛》著录。方形鼻纽,通高6.1厘米,宽8.4厘米,长8.1厘米。阴文“(仑阝)氏”二字,为战国玺印字形最大者。故宫博物院藏有战国“十年仑氏”戟。     

释兽衔杯形烛台

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件文物匣多宝格,题名《吉范流辉》,内藏10件铜器,其中有一件题款为“唐龟砚滴”(图1),“《西清续鉴甲编》卷18页20著录及宋代《宣和博古图》卷27页30著录均为龟形砚滴,唯年代定为汉代,而本器定为唐代。本器器长13厘米、高5．8厘米、重250．1克。器呈龟形,背为圆空可以纳水,其上有穿,受水上盖,吸管有孔,以手指捺吸管头上之孔,依虹     

对故宫博物院旧藏两件古玉圭的一些看法

1978年台湾出版的《故宫玉器选萃》收有商旧玉圭(图版壹:2,见该书图版3)和周旧玉圭(图版壹:3,见该书图版4),这是两件难得的古玉珍品,可惜因镌刻了清高     

谈小臣系玉瑗

1997年秋季,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一件1994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玉瑗(如图),质地温润,磨制光洁,侧缘还刻有铭文,得到许多观众的注意和欣赏。这件瑗的图象已收入《中国文物精华(1997)》,并有细部照片。几年以前我访问三门峡,蒙发掘虢国墓地的姜涛先生等惠助,曾仔细观察这件珍异的玉器,现就其性质、意义等问题试作讨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上海国拍

上海国拍2005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定于5月28-30日在上海大剧院八楼宴会厅进行拍卖,5月26-27日预展,届时将举行瓷玉器工艺品专场,油国、水彩画专家,民间藏画精品专场,中国书画（一）、（二）、（三）专场,古籍善本专场。在中国书画中,有著录于清道光《听帆楼书画记》卷五等书刊的王石谷《仿黄鹤山樵卷》,     

“下匡取水“古玺浅释

不久前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收藏了一方铜质古玺（见图）,坛形鼻钮,素面,体形扁薄,长、宽各２．８、边厚０．４、通高１．５厘米。印面铸文曰：“下匡取水”,４字极其完整。 “下匡取水”,玺原来也曾有发现,见于著录的有：①罗福颐《古玺编》（４０６１号）隶作“下水取”,“”字未释。②徐文镜《古籀编》,隶为“下水匡字未释。此处,石志廉《战国七玺考》（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７９年１期）一文中,还提及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然未作考证。罗福颐认为‘下水”二字为复姓,作人名用印。我认为玺文第二字“”应释作“匡”,…     

关于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性质的问题

关于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性质的问题唐嘉弘（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１９８９年冬在新干大洋洲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多达１９００余件,其中青铜器有４８０余件,“玉器饰品”１５０余件,还有近千件小玉管、小玉片等。遗存断代问题上有二里冈期、相当于殷墟早...     

新发现之战国铜器与国别

新出《殷周金文集成》第四、五两册所收皆为鼎,其中有几件战国铜鼎,旧未著录,铭文拓本皆第一次刊布,对研究战国文字、职官制度、地名等颇关重要,作者留意战国铜器分国有年,兹就其中国别可以考定者,论证如下。第一器已有同志论及,但所释地名与平阴国别均属不确,特再论之。又第五册有享陵鼎,国别属魏,我已专文讨论,已在《文物》1988年11期发表,故不再赘。一、(寻)(阝)平阴鼎盖此鼎盖现藏浙江博物馆,1952年由浙江文管会征集,未见著录,出土时、地皆不     

两件扑朔迷离的人龙纹玉珮

<正>近日,看到一件藏于美国亚洲国家博物馆的镂雕玉珮,时代不明,上部是一条张牙舞爪的大龙,下部是一个四脚朝天的露脐人物(图1);巧合的是类似的人龙纹玉器在大英博物馆也有一件,不过时代定在清代,镂雕环形珮,人在龙的首尾之间(图2)。人龙相互是什么关系,什么涵义未见解释,由于人龙关系的玉器相当稀少,让人很难梳理揣测。参考相关人龙纹文物,湖南出土人物御龙纹战国帛画,专家研究认为所绘内     

试论中国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的演变

在中国古玉发展的历程中,史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几千年来中国古玉与人们思想意识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从自然美过渡到寓意美的阶段.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史前古玉在同一时期有其发展的统一性,以及不同时期上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虽然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玉器里所积淀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即理性的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据此,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发展的滥觞期、玉神灵崇拜寓意性功能阶段、玉“神人”崇拜寓意美阶段.     

“鬼”玉考

“鬼”玉是最近提出的中国古代玉材及玉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是指《禹贡·冀州》所记的冀州属地及其北部包括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周边地区所产的玉材。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牧、耕作、生活、繁衍的“鬼”部族及其近亲部族曾被载入史册。该地东萨彦岭和外兴安岭维季姆河等玉产地为其玉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石峁出土的126件玉器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鬼玉的珍贵遗产,其中的黑玉圭、璋等玉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玉器。鬼玉(即石峁玉器)与所见贝加尔湖西南古文化玉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源头可能不在贝加尔湖周边,而在其附近或距其不太遥远的地方。     

金沙遗址玉器的材质来源探讨

成都金沙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玉器最多的遗址,通过对其中551件玉器材质鉴定的结果发现,最主要的材质类型为透闪石集合体构成的软玉。通过对软玉型玉器的宏观特征、显微特征、玉器和石器的矿物及岩石组合特征研究,以及与四川汶川龙溪玉、新疆和田玉特征的对比,并且采用ICPMS进行主要玉器类型和玉料的微量元素特征的研究,同时结合现代资料和古代史料,认为金沙出土的玉器主要的材质应该来自于汶川的龙溪玉,与新疆和田玉、良渚玉器没有关系,但同时也存在其他地区玉料甚至是玉器交流的可能。     

两周葬玉及葬玉制度之考古学研究

两周,尤其西周时期是两汉时期成熟葬玉制度的肇始,也是中国葬玉制度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多元化的葬玉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统一,为两汉葬玉制度莫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从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及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入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葬玉与葬玉制度情况.     

释珏──论商周时期玉器的计量单位

在先秦文献中,“珏”字经常用作玉器的计量单位,但一珏玉究竟代表多少玉器,则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并结合出土玉器的情况,分析并论定了“珏”是商周时期专门用于计量玉器的单位,一珏玉就是两件玉器的代称。同时,进一步论证了在东周时期“珏”更可能是指用对开成形法或成形对开法制作而成的造型相近的两件玉器。     

金沙玉器制作工艺的初步观察

2001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现已出土了2000余件玉器,数目可观,种类繁多。大量的玉器造型规整,制作精细。最为重要的是许多器物上都留下了与制作工艺有关的痕迹,其中更有一些半成品和玉料,这就为我们研究古玉制作工艺提供了极其重要而又丰富的实物材料。     

清代伪古玉的生产与辨伪

大利“伪”即假,伪古玉即是假冒的古玉,制作伪古玉的目的,是冒充古玉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制作者主观上是刻意地按照原物或图录中真品的样子去加工,不仅追求造型、花纹的逼真,     

石家河文化玉器赏析（上）

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继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占学文化。在年代上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距今约三四千年。石家河文化因最先发现于湖北天门县石家河镇而命名。石家河文化的地域分布主要是在湖北和河南南部、湖南北部地区,其北端可至南阳盆地、西北到达汉水上游,     

玉器的颜色变化及玉器的染色做旧

部分古代玉器,在土中埋藏时会产生颜色变化,人们把它作为判断玉器新旧的一个标准.仿古玉器制造者按照玉器颜色变化的特点进行染玉,这一现象,宋、元、明、清的玉器研究者都非常重视,记录了一些当时的染玉情况,深入了解古代玉器在埋藏过程中的颜色变化及其与人工染色的区别,是鉴别传世玉器制造年代的重要内容.     

The technology of jades excavated at the Western Zhou,Jin Marquis cemetery,Tianma-Qucun,Beizhao, Shanxi province: recognition of tools and techniques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technology of a small but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irty nephrite jades from the burial assemblages of the Jin Marquisate excavated at Tianma-Qucun, Beizhao, Shanxi province, north-central China. The jades date mainly from two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 1050–771 BC) and the previous Shang dynasty (c. 1600–c. 1050 BC). They include unfinished and finished carvings. The carvings were examined at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Houma: following an optical survey of the tool marks, detailed silicone moulds were made from twelve jades bearing evidence of working techniques. The moulds were examin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t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Consideration of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ulded features for comparison with moulded experimental standards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tools employed for several stages of working. Extensive use was made of non-rotary rigid saws and thicker files for shaping many parts of the jades, and pointed tools for incising pieces. Use was also made of rotary solid drills for working narrow perforations for openwork and the suspension of jades, and broader tubular drills. Although no evidence of non-rotary string saws, rotary circular saws or smaller incising wheels was seen on the jades, there was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rotary lathes, on which jades were mounted for sha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