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

<正>2012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选址及推动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调查时,发现了铜绿山四方塘遗址。2014年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发掘了春秋时期墓群[1],现将本次发掘主要考古收获简报如下。一、墓地位置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办事处泉塘村熊家湾西侧的大岩阴山(铜绿山矿Ⅶ号矿体)北麓(图一),现隶属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用地范围。     

试论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性质

四方塘墓地是铜绿山也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的与矿冶遗址有关的墓地,本文通过四方塘墓地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位置、年代关系,分析墓葬及随葬品的文化特征,认为四方塘墓地应该是当时矿区内不同级别管理者的公用墓地。墓地的文化面貌春秋中期以后以楚文化为主,兼有当地吴越文化因素。四方塘墓地的发掘,为中国矿冶考古、楚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河北迁安市爪村遗址厅山3号地点发现的旧石器

爪村遗址(5801地点)发现于1958年,是河北省内发掘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2016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遗址北侧厅山山脚下新发现厅山3号地点,发现比较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遗址埋藏部位、石器技术特征、动物化石与5801地点相似,时代也应该接近,距今4.2万—5万年。该地点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爪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对研究小石器工业的发展演变、南北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苏州陆慕元和塘古窑址

<正>陆慕元和塘古窑址位于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塘两侧,地块西侧紧靠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南侧紧靠阳澄湖路,北侧为相城区元和小学。2020年10—12月,为配合基本建设,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大学对该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勘探,发现了窑址群。2021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元和塘两侧发掘了明清大型古窑遗址群,4个发掘点分布于元和塘两侧,     

赤峰市宁城县小塘山遗址出土金属器研究

小塘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镇,在2021年的发掘中揭露出一座保存较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遗址中出土了七件金属器物和一件铜液滴状物,经成分检测,有六件为青铜制品,两件为黄铜制品。本文通过与其他遗址出土青铜器相比较,认为小塘山遗址出土青铜器具有早期青铜器的特点,与其他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制品技术水平相当。同时,从器型特征来看,小塘山遗址出土器物显示了与夏商文化及欧亚草原文化的密切关系。     

后李早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８０年代末以来,继山东临淄后李官庄遗址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发掘出土之后①,在泰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和浅山地带,此类遗存又有一些新的发现,诸如章丘县小荆山和西河两遗址的调查与发掘②,长清张官及章丘绿竹园③、邹平县孙家和苑城西南庄④等遗址的调查等。依迄今的发...     

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正泗洪地处江苏西北部淮河以北地区,东南倚洪泽湖,属淮河流域下游。顺山集遗址位于梅花镇赵庄村重岗山北侧一坡地之上,东南距泗洪县城约15公里。1962年南京博物院等对洪泽湖周边进行区域考古调查时发现并命名~([1])。遗址面积17.5万平方米,海拔26—30米(图一;图版壹,1)。因持续采砂使遗址造成破坏,同时为探索淮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     

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

江西吴城商代遗址于1976年发现的三件青铜兵器,制作精美,纹饰纤细,风格独特,在省内是前所未见的发现;与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也是弥足珍贵的。三件青铜兵器的发现,先是我县山前公社林场知识青年胡和根同志在吴城商代遗址南面正塘山掘花生时发现了青铜戈、矛残片;     

杭州萧山溪头黄汉墓发掘报告

正溪头黄古墓葬区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山南部蜈蚣山南侧的溪头黄社区,墓地东北距萧山区政府约5公里,现属蜀山街道管辖,面积约4000平方米。在村北侧的柴岭山、蜈蚣山一带的山岗上发现大量土墩墓~([1]),其北为湘湖风景名胜区,有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2])和距今约2500年的越王城遗址(图一)。     

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地处姚江谷地北侧低丘环绕的小盆地中部,西南距河姆渡遗址约7公里。2004年2～7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根据土色、土质、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形制,将该遗址分为早晚紧密衔接且文化内涵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发掘和钻探情况表明,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近的聚落规模和至少相似的年代跨度,对于研究河姆渡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明初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水工技术考

明朝初年,国脉皆仰东南,为解决南方粮财物的北运问题,宋礼和白英受命组织修建了大运河山东段南旺分水枢纽。该枢纽主要包括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立水柜和置闸节流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引汶济运是工程之重点,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以及配套工程等四个子系统。这些水利设施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保证了该段运河的水量稳定充足,从而实现了大运河500余年的正常通行。南旺分水枢纽代表了我国古代运河水工的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经典范例。     

试论夏商城市水利设施及其功能

本文就考古所见夏商城址内的水利遗存进行了分析,对夏商城市水利设施的种类、功能、渊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重庆石柱县观音寺遗址发掘报告

观音寺遗址位于重庆市石柱县东北60余千米的长江南岸,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配合三峡水利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受重庆市文化局委托,于2001年5月至7月对观音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出土灰坑4个,同时出土一批汉代以前的陶器、石器,唐代陶器、瓷器,宋、明、清时期陶器、瓷器等遗物。通过这次发掘对观音寺遗址的定性很有帮助。     

民国时期甘肃民勤传统水利秩序的瓦解与“恢复”

本文以清代民国时期民勤"渠坝"关系为切入点,以数起"水案"为主线,复原了1920-1949年民勤传统水利秩序的转折过程。20世纪20-30年代,民勤传统"渠坝"体制已经因内部的"湖坝斗争""移丘户"问题而濒于瓦解,传统水规形同虚设,水利处于失序状态。1944-1949年国民政府和民勤地方政府试图建立政府主导的新型农田水利体系,促进农业发展。但这一过程未能解决"湖坝"对立与"移丘户"问题,当地民众重拾"传统水规"对抗这些新的水利政策,被重新强化的传统"水规"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民国时期在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缺乏改造传统水利秩序的针对性措施,政府力量仅依靠工程技术无法实现现代农田水利体系的建立,也难以真正提升区域经济。     

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

北宋后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这一治水策略在南宋到元代继续被沿用,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后,太湖以东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南宋至元代官方的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随着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心的转移,太湖地区水利学说的重点也随之变化。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黄土高原的山水渠与村际水利关系——以《同治平遥水利图碑》为中心的田野考察

水利图碑是一种特殊的水利文献形态,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空间分布却比较广泛。水利图碑可被视为某一地域社会整体开发历史进程的缩影。尤其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它既是水权意识的集中表现,又反映了人们对待水资源的态度,是人们在水紧张条件下协商、谈判、冲突的结果。以水利图碑为线索,进一步挖掘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在既有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更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水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近代安徽水利事业述论

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传统社会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水利大省.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致使安徽水利事业步履艰难;频发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促使人们对水利问题的思考与关注,也迫使安徽人对淮河、长江及其它水利设施进行不同程度地治理.近代安徽水利建设与水旱灾害、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等关系密切,这些水利事业的兴办,对防止自然灾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

《长安志图》是元代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一部方志,所载史料价值很高。论文对《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长安志图》的成书、版本及其与《长安志》的区别,《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该志反映出的元末泾渠水利建设的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论隋唐宋元时期宁绍地区水利建设及其兴废

宁绍地区的水利建设,隋唐以前主要以拦蓄为主,偏重于利用洼地兴建湖陂,用以蓄淡御咸,抗洪抗旱;隋唐以后,侧重于外阻内泄水利工程的建设。随着该地区人口的日益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引起了对耕地的强烈需求,但是,湖陂围垦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社会发展、人口增加造成的,同时也与该地区水利形势变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