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龚向农先生《经学通论》蠡述

《经学通论》是民国时期四川学者龚道耕所撰的经学概述著作,论述了经书概况、经学流变、治经门径等问题.龚氏治经主要沿袭乾嘉学风,复不持汉宋、今古门户之见,取径平正,故该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根本学术宗尚,长于守成,但在经学史分期和今古学区别两大问题上独具卓识,使该书既是一部严谨通达的经学入门著作,又是一部颇有创见的经学研究专著,至今仍有其价值.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论刘师培《左庵集》的学术思想

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著名学者黄侃曾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左庵集》是刘师培早期学术思想的荟萃,其内容涉及经学、文字学、以及训诂、校勘、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本文试图对《左庵集》在经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作一论述,以期对刘师培早期的学术思想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刘秀与经学

刘秀本身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他即帝位之初,十分重视经学。他招揽经师,兴建大学,发展经学教育,在东汉初年即恢复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学,同时私学也获得很大发展。他重用经师,并特设明经一科以选拔经学人才,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同样重视古文经学,学习古文经学也可以做官,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仕途的垄断。刘秀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的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     

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史学在中古时期的发展中,力图摆脱经学的笼罩获得“史学自主”的理论问题,所以前贤学,对此有过不少的讨论,尤其是对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的相关理论,论述得尤多。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孔安国学术研究》评介

<正>孔安国是汉代经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对这样一位名家硕儒,史籍中相关事迹记载极为有限,加之与其相关的《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均被列入伪书,以致孔安国之学良久蒙尘,为汉代经学研究留下了诸多问题。近来,陈以凤博士的《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一书全面考述了孔安国其人其学,并对相关"伪书"重新考辨,澄清了不少疑难问题,有望使以往的学术缺憾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补苴。综而观之,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毛诗》经学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与得失

本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西汉前期,有经学的指导思想,但没有《诗经》经学的范本。即《子夏序》是不存在的,并从六个方面加以证明。二、《毛诗》经学化的过程。三、《毛诗》经学化的模式及其特点与得失。     

龚自珍与扬州学者的学业交谊

龚自珍是中国清代中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学家,又因其学务博览,对经学、史学、字学、舆地学、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而被称为博学之家。龚自珍平生喜交游,与学名士尤多交结。扬州之地素以人为盛,乾嘉之际,扬州学派异军崛起,其学以博学通才而名世。龚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胡适《读吕氏春秋》的贡献

写于1930年,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的《读吕氏春秋》,是胡适的一篇研究《吕氏春秋》的论文。该文打破了有汉以来研究《吕氏春秋》只重视文本解释的局限,采用了中西比较的思路与方法,从人欲、人性的思想高度审视把握《吕氏春秋》,提出了不少现在看来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观点与问题。文章视野开阔,论从史出,文风明白晓畅,易于接受,方法与结论都令人耳目一新,初步改变了以后《吕氏春秋》研究的路向,在近代《吕氏春秋》研究史上具有开拓之功。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孔子作《春秋》"说溯源——先秦两汉时期的"春秋"谱系

It is often said that “Confucius composed the Chunqiu 春秋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convey the way of the king.” Scholars have long noticed tha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an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phrase that served as the title of the allegedly Confucian work, “Chunqiu,” was also often used to designate history in general. In what intellectual and textual contexts did the term evolve from something general into a specific concept associated with Confucius? What works or ideas did pre-Han and Han scholars have in mind when discussing Confucius’s Chunqiu and the broader “Chunqiu” canon? Explo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study that follows begins by systematically documenting the occurrences of this term in pre-Han and Han texts. It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Mencius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associate Confucius’s teachings with the Chunqiu, his statement was a solitary and surprising voice in the pre-Han era. Not until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Confucius widely heralded as the creator of the Chunqiu. But few scholars are aware that Western Han scholars never strictly distinguished the laconic Chunqiu from the detailed historical knowledge preserved in the Gongyang 公羊, Guliang 谷梁, and Zuo 左 commentaries. Furthermore, as the Chunqiu gained canonical status, the phrase still served as a generic term, referring to various historical narratives. Zhang Xuecheng 章学诚 is famous for claiming that “The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y,” and I shall show that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all historical works were classics.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历史时期射阳湖演变模式研究

射阳湖历史上曾是江苏境内著名的大湖。历史时期,湖区经历了浅水海湾—古泻湖—淡水湖泊—沼泽性湖泊—平原沼泽的演变模式。春秋以前,本区是里下河浅水海湾的一部分;春秋至唐代,本区由古泻湖逐步演变为淡水湖;南宋以来,1128年黄河夺淮以后,大量泥沙进入本区,湖区淤积迅速,成为沼泽性湖泊,加之人类开发活动的深刻影响,射阳湖逐渐演变为里下河平原的一部分。     

唐代经学统一的制度性保障

《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在经学文本上的统一举措。经学思想的真正统一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唐代教育、科举、铨选和其他相关制度不仅确保了五经的权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全面推广和传播。这些制度为经学统一提供了源头性的保障。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