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初探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遏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手段进一步升级和多样化,由此导致冷战加速向第三世界、边缘地区和中立国家扩散。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403文件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的确立。5914系列文件和6024文件则是对这一政策的调整,同时也体现了该政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承认苏芬关系特殊性的前提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力图以适当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促进芬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强芬兰对内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对外抵制苏联政治和经济压力的能力。这些政策的推行,加强了芬兰的亲西方倾向,稳定和增强了北约的北翼战线,并对芬兰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遏制的逻辑——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瓦希德政府的"华人政策"与印尼华人境况论析

本文在客观描述瓦希德政府处理华人问题的现状以及当今印尼华人及其社会的政治、文化境况的基础上,论析了瓦希德政府尚未能提出一套人道的、平等的华人政策以及印尼华人及其社会之政治、文化境况尚未彻底改善的原因;揭示了在后苏哈托时代里一套人道的、平等的华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印及华人政治、文化境况的彻底改善,还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讨论了印尼华人在这一进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试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

本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在冷战背景下 ,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带来的冲击和人类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初次涉入使艾政府的外空政策经历了几次反复 ,最终确立了具备一定指导意义、较为普遍适用的美国国家外层空间政策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

从广义上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大战略,都源自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延续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对威胁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的评估有所区别,同时在利用那些资源、如何实施遏制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     

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及其影响

1945年8月17日,印尼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苏加诺和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庄严宣告印尼独立。次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苏加诺、哈达分别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副总统,印尼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本文旨在研究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1945—1965年）的华侨、华人政策及其影响,进而探讨这一时期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状况。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艾森豪威尔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中东政策,旨在引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参与其全球遏制战略,共同抵御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它构成了其后几十年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在欧米加计划不能有效处理中东问题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对欧米加计划的公开阐明,这突出体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连续性.     

艾奇逊、杜勒斯与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起源

通常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策略思想的倡导者。因为这一缘故,杜勒斯在巾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另一个与美国对华政策关系也十分密切的国务卿——杜鲁门政府的第二任国务唧——艾奇逊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实际上,后一个国务卿,即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才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政策思想的真正倡导者。而杜勒斯,不但不是美国对新巾国“和平演变”政策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其人并不特别推崇对新巾国奉行“和平演变”政策,更未将其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本文拟比较分析新巾国成立头10年艾奇逊与仕勒斯两位美国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思想及其活动,以说明这一结论。     

“威慑”与“禁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韩国的核部署

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力求保持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这在美国对韩政策上则体现为裁减韩军规模和驻韩美军的"现代化"。在驻韩美军装备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因顾及西方盟国的反对、李承晚借机"北进"等因素而犹豫不决,而国防部则希望尽快部署以提升美军威慑力,维持南北军事平衡;在此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在美韩就裁减韩军的谈判过程中,李承晚抵制裁军的顽固态度最终推动国务院接受国防部的意见,以在韩部署核武器换取韩国同意裁减韩军。至此,华盛顿最终作出了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的重大决策。     

试析美国对朴正熙军事政变的政策变化

1961年韩国“5·16军事政变”前,美国对韩国一直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虽然美国情报部门预见了韩国国内动荡局势仍将持续,但对于韩国可能出现的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做出精准估计。由于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前沿之一,尽管麻烦不断阻力重重,在大方向上支持韩国是其既定政策,所以肯尼迪政府在朴正熙政变后对韩政策在半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支持-反对-观望-支持”的微妙变化过程。     

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演变（1945—195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对奥地利政策偏离了《莫斯科宣言》的方向 ,将奥地利作为被盟国解放的国家 ,反对追究奥地利的战争责任 ,极力推动奥地利的经济复兴和国内秩序稳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8 4号文件和第 1 6 4 1号文件乃是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重要纲领。美国以奥地利只能向苏联支付实物赔偿和武装中立为条件 ,同意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促进奥地利的亲西方倾向 ,成为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长期目标与重要特点。     

Resolve and Credibility: U.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Book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Fredrik Logevall,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
Robert McMahon,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初探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美国更加关注亚非拉国家第二、三代青年领袖的重要作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着手整合各部门各自推行的争取第三世界青年领袖的项目,并最终完成了"青年领袖项目"的政策规划和机构建制。同美国心理战的总体战略目标一致,"青年领袖项目"亦致力于赢得目标群体,使其选择亲美反共的道路,并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政治走向。尽管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青年领袖项目"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并未见明显成效,但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灌输活动,最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内容自20世纪20年代起,农产品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二战后初期,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的农业安全。为处理剩余粮食,美国制定了《1954年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即480公法,以无偿与有偿援助等方式对外提供粮食,从而开启了制度化的对外粮食援助计划。50年代末,美国将该计划命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以突出利用粮食援助拉拢第三世界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功能。处理剩余农产品和为冷战遏制战略服务,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的两大目标。     

Framing the Poor: Media Coverage and U.S. Poverty Policy, 1960–2008

Public policy toward the poor has shifted from an initial optimism during the War on Poverty to an ever‐increasing pessimism. Media discussion of poverty has shifted from arguments that focus on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or the social costs of having large numbers of poor to portrayals of the poor as cheaters and chiselers and of welfare programs doing more harm than good. As the frames have shifted, policies have followed. We demonstrate these trends with new indicators of the depth of poverty, the generosity of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and media framing of the poor for the period of 1960–2008. We present a simple statistical model that explains poverty spending by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media coverage. We then create a new measure of the relative generosity of U.S.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 the poor and show that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newspaper stories. The portrayal of the poor as either deserving or lazy drives public policy.     

论60年代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几个基本观念

研究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先考察决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即“观念”,学术界似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讨论。1961—1968年间,美国民主党政府形成了对中国的四个基本观念：确认中国的现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富有侵略性,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粮食紧缺,社会动荡;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当权派受到挑战,政局混乱。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表明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尝试新的对华政策出路。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期望中国的“混乱”局面能推翻现行“敌视”美国的领导层,催生新一代“务实派”领导。然而,整个60年代,一片骚乱过后,中国并没有出现美国想要的结局,最终美国排除了对中国改变政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