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1928——193O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其中,党员登记是“清党”、整理党务的中心。国民党意欲通过此举纯化党员成分,强化党员意识,统计全国党员数量。经过党员总登记后,国民党党员数量、社会结构及党员分布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

一、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又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其骨干分子之一朱霁青为东北籍国民党元老,曾为组建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25年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建立时,曾担任市党部负责人,并参加了支援郭松龄反奉倒戈活动,自任东北国民自治军总司令。该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七道街7号。朱霁青在东北和哈尔滨国民党人中很有威信,在他的影响下,在哈尔滨的很多国民党人参加了改组派。国民党早期党员王里封就是其中一个。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与实践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开始了在中国22年的统治。在这个期间,国民党和蒋介石口口声声要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并通过一些法令。但是,他们除在个别地方搞过一点改革和减租外,一般来说并没有实行。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来龙去脉

正1924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为了对违纪党员进行惩戒,从中央到地方县市一级设立了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监察委员会。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机构缺乏清晰认识,如其设置缘起、内部结构以及人事更替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梳理一下这个话题。一、"师俄"的产物要探究中央监委会的由来,首先得了解国民党自身的演变历史。若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算起,国民党可谓是一个百年老     

国民革命后期国民党党员志愿兵考论

党员志愿兵是国民党组建党人武装的阶段表现形式.国民党中央对党员志愿兵训练、干部委任的"中共控制"现象颇为警惕,担心中共以征募党员志愿兵的名义组织红军,这是党员志愿兵停止招募的主要原因.武装党人与武力党化的错位循环表明国民党始终没能找到驾驭武力而不为其反噬的有效办法.政党对军队的管辖、裁制主要通过军队中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建立及对军人党员有较强约束力的常态化支部生活来实现,不取决于军人党员数量.     

地方报与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以国民革命时期的《新黎里》《新盛泽》为中心

在国民革命时期,吴江乡镇小报《新黎里》《新盛泽》随着办报者加入国民党而呈现出革命化的色彩。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以后,《新黎里》和《新盛泽》聚焦由国民党主导的吴江本地的悼念、声援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国民党员为主的地方人士在两报上发表评论、刊登函电、提倡国货,起到了宣传革命、宣传国民党的作用。作为地方报,《新黎里》和《新盛泽》通过构建呈现本地革命活动、供本地人发声的革命化舆论空间,推动了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其作用是大城市的主流报刊所无法替代的。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黄埔军人廖宗泽曲折的人生

在WENSHIJINGHUA·人物春秋早期黄埔军人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一些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都干过,廖宗泽就是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曾在四川作过共产党的军事干部,进行反对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以后却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上层头目,从事反对人民革命的罪恶活动,成了国民党战犯。他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人生道路。     

出席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考

1925年春,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会议开幕前夕,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予以抵制,但后来仍有部分国民竞党员出席善后会议。然而,究竟有多少国民党党员出席过善后会议,一直没有弄清。去年杨天宏先生撰提出“9人”说。实际上,出席过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应为12人。     

黄显声将军的三个“第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东北当局奉蒋介石命令,采取不抵抗政策,黄显声是唯一一个进行抵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抵抗失败后,黄显声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给侵华目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失败后,黄显声感到报国无门,遂与中共发生联系,并成为中共特别党员。黄显声最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秘密杀害。     

黄显声将军的三个“第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东北当局奉蒋介石命令,采取不抵抗政策,黄显声是唯一一个进行抵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抵抗失败后,黄显声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失败后,黄显声感到报国无门,遂与中共发生联系,并成为中共特别党员。黄显声最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秘密杀害。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谷正伦兄弟的最后岁月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已呈现总崩溃的局面,八月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国民党贵州省政权赖以作为前沿屏障的门户大开,当时国民党在贵州的野战部队早已调到内战前线,贵州只有6个保安团维护地方治安。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该政府的国防部即令在各地招兵买马,贵州也按伞令成立了编练司令部组训兵源,继后用这些新招的兵员在贵州编组了43军与8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