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本·作篇》七种辑校

辑佚之学清代最为盛行,<世本>辑佚也成就颇丰,然各家所辑繁简不同,或有遗漏及讹误.现以<作篇>为例,将七家之文排列比较,校订文句,比勘引书以核异同,并力图为<作篇>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平台.     

郑文焯批校《乐章集》研究

郑文焯是晚清著名词人,又是一位校勘名家,柳永的<乐章集>是他着力批校的一部重要词集.<乐章集>的批校体现了他从旧本、齐声律、擅评论的校勘特点.他对柳永词的批校对我们认识他的词学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日本国志·礼俗志》校读札记

本文以<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征引文献原件(日本汉籍)<秇苑日涉>和<江户繁昌记>为依据,分别纠补了黄遵宪的(礼俗志)志文讹误,以及新出陈铮点校本的失误,以祈给研究者提供信实可靠的资料依据.     

《明史·职官志一》考误十一则

张廷玉<明史·职官志一>是记载明代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三少,内阁和六部宫制迄今影响最大的专篇文献,据<明实录>、<明会典>和王圻<续文献通考>等文献考证,可知该<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仍存讹误、脱漏和表述不准10余处.致误之由,主要有剪裁史料失当、考证不精和引征史料讹误等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编纂和刻印或传抄者的疏忽与粗心.     

《宋史·职官志》订误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大的一部断代史,然因元人修<宋史>比较仓促,存在问题也较多,明人谓其"漫无统纪"[1],清人讥其"繁芜"[2],至有的史家提出重修.不过自明清以来,改撰<宋史>之努力虽不乏人,却未见奏功.显然,创始之功诚难,<宋史>不可替代之地位已不可动摇.后人所能做的,唯于校勘、补正上用力而已.即以我们常用的<宋史·职官志>为例,一方面,我们离不开它,另一方面,其存在的讹误确实很多.     

《四印斋所刻词》的词学文献价值

晚清词籍校勘成为专门之学,王鹏运实开其端,他所校刻的<四印斋所刻词>具有多方面的词学价值.首先,<四印斋所刻词>确立了晚清校词之学的基本规范,发展了校词的方法.其次,<四印斋所刻词>中的序跋保存了王鹏运等人的词学言论,为研究他们的词学思想提供了依据.再次,<四印斋所刻词>为考察临桂词派的交游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四,它为学词者提供了范本,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此外,它还保存了一些稀有的词集本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记正义>》考辨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论述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之源流及得失,挈领提纲,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著作。然由于编纂《四库》本即工程浩大,更受时代与时间所限,故《四库提要》中有不少错误之处。前人对此中问题多有考证与辨析,成果颇丰,但并未能解决所有问题。采用校勘学中对校、理校等方法,就《四库提要礼记正义》引用《隋书·经籍志》而致误的现象进行考辨,通过对比多种传世文献,判定文献中的讹误并进行校订,以期恢复文本原貌,并探讨造成这种讹误的背后原因。文献校勘本即意义重大,校订传世文献的讹误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俄藏敦煌Φ242《文选注》写卷校释

俄藏敦煌Φ242<文选注>写卷是研究唐初<文选>学的重要文本,其价值表现在征引文献史料比较丰富,其中不乏亡佚文献,有裨于辑佚.但写卷注文存在讹误需要进行辩证,语词训释也需要考出其文献根据.另外写卷存在着大量的俗字,需要进行文献的校勘和整理,以更好地揭示此写卷的文学文献价值.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笺经室遗书考述

曹元忠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学者,斋名笺经室。今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笺经室遗书包括作者手稿本、他人抄本和印本三类。作者手稿本数量较多,兹以《笺经室遗稿》为例考述其版式、字体、内容和源流,知其为曹岳申在曹元忠手稿、曹元燕等抄稿基础上缀补而成。他人抄本是由他人抄写而暂未有证据表明曾确经曹元忠本人之手的本子,尤以读有用书斋校抄本和学礼斋校录本最具代表性。印本则由王欣夫编辑铅印,定名为《笺经室遗集》。综合考察三类版本,可勾稽《笺经室遗集》之编纂出版过程,亦可据作者手稿本、他人抄本补订印本之缺讹。这些文献反映了曹元忠在义理、考据、辞章等诸多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重新整理和研究曹元忠的遗著,对当今学术发展和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杨慎《明故待封君南潨张公墓志铭》考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因偕同列大臣与当今世宗皇帝争议"大礼",被贬永昌,永不叙用,老死戍所.一生著述颇丰,<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世传<升庵文集>,自明以来,编排非一.嘉靖时已有滇、蜀、吴中三本,万历又有蜀刻、再刻及金陵三刻诸本.今人王文才先生详考诸本,校勘整理的<升庵文集>和<升庵遗集>,辑佚的<升庵诗文补遗>[1],为今收集升庵诗文最全者.然而,著述甚丰的杨慎诗文散佚者亦多.     

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论《黔诗纪略》的文献学价值

莫友芝《黔诗纪略》是收集保存明代贵州诗歌的第一部大型诗歌总集,汇两代之心血,历二十年之役,以内容之富赡,体例之特殊,考证之精审而名冠学林。今从其对版本目录学的贡献、校雠典藏的价值等为切入点,对《黔诗纪略》的文献学价值进行论析。     

《河间医集》校勘拾遗

刘河间在医史上属金元四大家之一,其人影响广泛,述颇多。孙洽熙先生搜集刘氏及其门人、私淑整理的书籍共九种,汇为一编,并加以精心校勘,确实有功于河间医学非浅。但刘河间的述,其医理、语言在众多医家中算是比较难懂的。本查考了河间述诸多单行本,与此书进行校勘,并用河间作本身的内容相互对照,广泛查稽,从而纠正了书中校勘上存在的一些差错疏漏。     

新时期党内纪律检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陈云

纪律检查工作是党建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紧紧抓住党风问题 ,是陈云同志指导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纪委在陈云同志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导下 ,集中抓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康生、谢富治两个阴谋家的审理案件 ,对于明辨“文革”中的是非 ,实现拨乱反正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陈云同志一再提醒全党和各级纪委 ,一定要严防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东西 ;从严执纪 ,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 ,在纪检队伍的建设中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了干部素质问题 ,陈云同志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他所形成的思想成果 ,是邓小平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薛尚功的金石学研究

宋代金石学家薛尚功著有《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和《广钟鼎篆韵》七卷。《款识法帖》以摹录铭文为主,并做释文和考说,逐一对器物的制作年代进行断定,开创了后世考释类金文著作的通例。考释文字方面,基本使用了对照法、推勘法和偏旁分析法,已经能释出大部分常用金文,对金文构形特点和古文字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也有所认识。古器物学方面,提出了器物断代的几个标准,对器物的用途也有比较准确的认识,表现出了比较高明的识见。     

明刘彦昺生卒年考略

刘彦昺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名士,其生卒年一直未得其详。今据嘉靖十二年刘氏六世孙刘塾刻本《春雨轩集》所载《自序墓志铭》及文后刘氏后裔之小注,考定刘彦昺生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九月初三日卯时,卒于明洪武三十二年(1399)四月初三日寅时。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宋刻字苑类编考论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都披露了宋刻《字苑类编》一书。这部书既不知编撰人,又不见书目著录和文献记载,极为罕见。     

明清西安城内教育设施的发展变迁

本文利用相关史志记载 ,深入研究探讨了明清时期西安城内教育设施的发展变迁 ,主要包括正学、关中两大书院的兴废、内部布局及其环境建设 ;官办府县儒学的移徙和集中过程以及建造设计思想中的风水观念 ;还恢复了前人甚少研究的陕西贡院的基本面貌。指出这一时期西安不仅是西北军事重镇 ,而且也是西北文教重镇的城市特征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杀生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和杀生有关,从这些笔记中可看出纪昀对屠宰耕牛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其他动物,则既不反对杀生,又反对过度杀生。纪昀形成这种观点既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创作这些笔记的目的是用因果报应的方式劝戒人心,以弥补法律实施上所存在的不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其中也包含着劝善惩恶的朴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