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转型中宋儒的二重性——以家族祭礼为中心

唐宋转型时期,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汉学与宋学、儒学与佛老、贵族礼制与礼制平民化的矛盾都鲜明地凸显出来。转型时期旧理论的消亡与新理论建立是缓慢的过程,导致了旧制度与新理论的并存与冲突,以及宋儒对待新旧思想的个体与群体的分裂。在家族祭礼中,这些矛盾体现为宋儒尊崇经典与阐发义理;延续传统与顺应时俗;遵循礼制与僭越等级的二重性,凸显出转型社会思想领域的主要矛盾与时代特征。     

与诗歌影视作伴的独山生活

人生常具两个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亲近诗歌、融入历史,异于日常循规蹈矩的新生活。我想,你一定不会错过。     

志书写作辩证艺术举隅

文章举例阐述志书写作中立意方面的正与讹、庄与谐、隐与显,谋篇方面的纵与横、升与降、繁与简,取材方面的真与假、实与虚、点与面,表达方面的详与略、广与深、褒与贬等的辩证艺术。认为志书写作讲究辩证艺术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志书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     

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40年——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的分析

论文从宗教信仰与经济、宗教信仰与政治、宗教信仰与社会、宗教信仰与文化四个范畴,论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者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的发展变化。其中,宗教信仰与经济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工商业经济、宗教信仰与侨乡现代化及宗教信仰的经济目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同化、宗教信仰与公共外交,宗教信仰与社会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适应、宗教信仰与华人社团、宗教信仰与跨国社会互动,宗教信仰与文化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宗教信仰与中华艺术。论文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还有三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是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二是研究资料的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三是女性移民的宗教信仰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技能

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再适应新课程的实施,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权威与被动的关系,教师与教材不再是占有与传授的关系,学生与教材不再是接受与涂鸭的关系。在进行新课程改革的同时,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资源型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与整合——以山西省为例

中国及各地区普遍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偏差现象,资源型地区的偏差尤为严重,主要表现为水平与结构偏差,质量、速度、效率偏差。其成因主要在于工业布局与城市、城镇分布的偏离,单一的嵌入式的资源开发模式与城市化的偏离,生产、社会组织方式与城市化的偏离。这几方面的偏离,通过影响流动、集聚、创新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打破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演进中的动力与传导机制,进而形成二者之间的严重偏差。针对资源型经济的特点,文中提出工业化与城市化整合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用人十辩

用人问题是干部队伍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用人实践中,尚德与尚才、政绩与德才、名与实、用人与知人、长处与短处、用人与育人、用人与容人、使用与爱护、用人与导向、用人与责任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充满了辩证法,是我们应该经常思考和研究的。在今天,进一步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的事业所急需。     

从国王名称和徽章等看都铎英国的王权

指称与象征是透视都铎英国王权的重要视角。都铎英国国王的自称与他称、国王的正式称谓与称号、国王的纹章与旗帜等,是分析都铎英国王权的指称与象征的主要内容,但迄今很少有学者从这样的视角对都铎王权进行研究。指称与象征的内涵及其变迁表明,都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与主权观念实现了重合与交融,但王权的范围与职能划分中存在着公权与私权的内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国王的特许权上。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正是解决国王特许权内在矛盾的过程。     

瑞士新版钞票设计解读

正钞票是一个国家文化与传承的展现,也是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的标志,更是人们生存与交往的媒介。钞票设计是美术设计中独特的艺术门类,它有别于公众所认知的平面设计。设计师运用现代设计理念,采用艺术设计语言,在设定的空间内,描述一个国家特有的政治与经济,人文与科技,防伪与艺术 ,以精妙的技艺达到钞票印制与流通使用的有机统一。     

青出于蓝——陆文夫与美食文化(六)

正陆文夫的美食知识,来自周瘦鹃的言传身教。但陆文夫在恪守中有所创新。社交与生存,上游与民间,美感与审美,情调与情感,厨师与饭店,理论与实践,怀旧与创新,形成了周瘦鹃与陆文夫,不同的美食立场与美食观念。它们既是不同时代的思想产物,也一同彰显了苏州美食文化的丰富性。1932年,周瘦鹃从上海移居苏州。若干年后,将他的美食文化知识,悉数传给了陆文夫。所以,陆文夫说,"我所以能懂得一点吃喝之道,是向我的前辈作家周瘦鹃先生学来的。"(陆文夫《吃喝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