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一边倒”,高岗问题也是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重大因素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许毅,隆武华新中国建立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转变。这个转变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复杂、剧烈对抗的国际环境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先进的...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研究述评

自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对这一政策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 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有关学术著作更是纷纷问世。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美国薛君度的《中国外交关系》 (Chuntu Hsueh,ed.,D／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7.),澳大利亚约瑟夫·凯 米莱里的《中国外交政策:毛主义时期及其以后》(Joseph Camilleri,Chinese Fordgn Policy:The Maoist Era and Aftermat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美国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若干史实辨证张志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书中有不少观点也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特别是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     

从新中国的成立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王朝循环观

从新中国的成立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王朝循环观范守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美］Ｊ·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６２．５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责任编辑：马晓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严...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关于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所致。本文不完全同意如上说法。     

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的新认识

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以至为后来中国新的战略抉择留下了后遗症。因此,有必要对其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及其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外交上的“一边倒”,有必要以条约的形式,确立其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再则,在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斯大林也承认过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的,并许诺要交回一些在华权益。所以,尽管建国事宜千头万绪,毛泽东还是决定先访问苏联,尽快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于是,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具有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意义。邓小平对此作出的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主要有 :在历史转折关头 ,提出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奠定了起草《历史决议》的基础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 ,“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 ,为当代人研究当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指南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方针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新中国不懈地奋斗了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了的丰富的思想、理论和精神遗产,是我们应该珍惜的宝贵财富。"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的三大外交方针,本文试图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作一些探讨,并以此来纪念这位新中国的伟大奠基者。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

《剑桥中国史》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备之时,总编辑决定该通史只能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传统三代时代完全省去。通史第一册于1986年出版之后,不少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再补充中国上古史。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这些意见,决定编辑《剑桥中国古代史》,与《剑桥中国史》相关但是另外刊出。本文即《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述论本书的编辑缘起及过程,并对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作介绍,诸如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对长处和短处、疑古学风与信古学风的来历和比较,以及《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和遗漏等。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本文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 ,《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 ,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 ,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 ,史学与进士科没有直接关系 ,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 ,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 ,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 ,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 ,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司徒雷登“回家”始末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文章里,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在这篇历史瞬间的檄文里。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只不过几百字．但他却因此被定格在“平素装作爱中国也爱美国”．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关于50—60年代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第六章《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系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所撰。作者对中国50－60年代的外交政策、涉及中外关系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同一时期中国内外政策的联动关系做了一般性的介绍,并试图揭示“一系列新的动向”产生的根源。其中虽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但有许多观点和表述很值得商榷,现就几个较突出的问题分别论述如下：一、财50年代中国外交的总体评价该文“概论”中说：以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为标志,“中国已逐步背弃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①要评价作者的这个观点,笔者认…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     

历史深处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同志在他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曾批驳了四种观点：“你们一边倒”、“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要做生意”、“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文中,毛泽东批驳的意见早已众所周知,并且后来系统化而成为建国初的施政方针。但这些观点的提出和背景却不大为人所知了。     

一本亲近社会的学科史——读《剑桥插图考古史》

自从大名鼎鼎的阿克敦爵士于20世纪初主编的《剑桥近代史》问世以来,“剑桥”就成了国际历史学界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随后陆续出版的冠以“剑桥”的断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卷堪称学术精品,始终被知识界置于有关专题的主要参考读物清单之列。     

从农民学到断裂国家理论——《新剑桥印度史》的传统农业社会理论评析

正从1987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戈登·约翰逊、C.A.贝利和约翰·理查兹主编的《新剑桥印度史》丛书,截至目前已陆续出版23卷。与50年前E.J.拉普森、沃尔斯利·黑格和亨利·多德韦尔等主编的《剑桥印度史》(1922—1937年,共6卷,第二卷未能出版)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新剑桥印度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与以《剑桥印度史》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相比,《新剑桥印度史》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印度史学,差不多     

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新疆历史书写的检讨

“剑桥中国史”系列是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经典书写,《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清史学界亦具有权威影响,其中“边疆”部分的撰稿人约瑟夫·弗莱彻更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许多论述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本文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新疆历史书写为考察对象,讨论该书在概念、观点和史实方面的错谬和误区,反思西方学界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确立我们对于清代新疆历史的正确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