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门户 创设新科——也谈方志性质

所谓方志的性质,是指方志所具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独有的科学属性。辨明了方志的科学属性,才能使所编纂的志书和其它学科著作明显的区别开来,才能使所编纂的志书从它的形式到内容都符合于志书的体例和要求。而符不符合志书的体例和要求,是衡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     

试论续志之守衡与创新

欣闻省方志委出台“提炼文字．压缩篇幅以确保地方志质量”之新举措,不胜雀跃。此诚方志编纂之要务也。笔者以为,欲“提炼文字,压缩篇幅”,须从把握方志性质、体例人手。妥善处理方志编纂过程中守恒与创新之关系。否则,视地方志为一般意义上之“百科全书”．势必造成文体杂乱、资料泛滥、章法全无、篇幅膨胀之后果。     

第二轮修志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地方志是社会和自然的记录，尤其是社会的内容决定方志的内容。然而社会的内容和社会的管理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这种变化决定方志的指导思想、性质、编纂组织、内容结构、形式结构、体例等方面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去编纂地方志，     

钱大昕方志理论与乾嘉以来方志理论研究的走向--写在方志学家钱大昕逝世200周年之际

章指出钱大昕在方志性质上提出的折衷派观点内涵包容较广,体例灵活,潜在地适应了其后方志的编纂。并指出乾嘉以来方志基本理论内涵由单一向综合和多元发展的根本原因。最后指出了新方志性质的新定义：记录地情的综合性献。     

方志实体性浅见

方志的性质、特征和功用,决定了方志的体裁、体例及其编纂方法。其中,方志记载重实体,而不尚评说议论,已成为方志界的基本共识。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从《湖北省志》看章学诚的省志编纂思想

章学诚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将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修志实践,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要求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主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本文以《章学诚遗书》为据,以《湖北通志》为基础,对章学诚的省志编纂理论作简要探讨。     

浅述方志的体例及篇目问题

编史修志首先要确定一个完备的体例。体例是发展的,新方志体例要不断创新。根据体例拟定篇目是编纂地方志的重要环节。科学合理的体例、篇目的形成,要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     

台湾方志体例与编纂方法的演变比较研究

本主要是对台湾一地所纂方志在体例与编纂方法上进行理论研究,揭示台湾方志的发展历程,以期对促进整体方志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理论研究

方志学的学科体系 梁滨久在《方志研究》89年1期撰文,认为方志学的学科体系由以下三个层次组成: 一、方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的种类与编纂目的,性质与特征,功能与属性,内容与体例,方志事业发展的内在原因与外部条件,发展规律与趋势,方志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等。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方宗诚方志思想初探

方宗诚是桐城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曾参与多部志书的编修,并就地方志的性质与作用、体例与结构、编纂方法与内容等,提出了具体而独到的见解。对方宗诚方志思想的初步探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晚期地方志发展的基本情况,并为当代方志编修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对志书凡例标准化制定的思考

凡例,《中国地方志词典》解释为：“方志的编辑说明,叙述方志编纂体例与著作内容等。”从地方志编纂角度而言。地方志的凡例是对志书的宗旨、内容、体裁、结构以及编写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定或说明。简言之,就是说明志书的宗旨、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     

略论县域旧志体例的演变——以永泰县3部方志为例

县域方志是古代中国最基层的官修地情文献,其肇兴于隋唐、经宋元的大发展,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编修方志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中国多数县域均有一部或多部县志。在长达千余年的县域方志编纂史上,各地经济、施政、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晚清民国以来,近代化的深入、社会管理的细化、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随着这些变化,方志编纂体例也发生着改变,以适应记录新的社会情况。本文以永泰县历史上的3部方志为例,解析从明清到民国县域方志体例的演变,既是探讨方志编修思想和方法逐步随着时代变迁的过程,能够为今后方志编纂提供借鉴和思路;也是洞察当地发展的一个窗口,通过方志体例的随俗而变来感受时代在方志里存留的温度和气息。     

对当前方志续修体例的思考

方志体例是体现志书特征的关键,是方志理论研究的基础。本文从志书编纂方式入手,通过对传统方志续修体例的剖析,探讨方志续修体例,并联系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轮修志所普遍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对续修志书的编修体例进行思考与实践。     

对当代志鉴若干现象的思考

本文所称“志鉴若干现象”．主要是指在当代志鉴编纂过程中．准确地讲是进入2l世纪以来．由于编纂人员的某些想法、做法不够规范．而导致新出版的志鉴产生了一些违背自身发展规律及其性质、体例方面的问题．诸如“方志年鉴化”、“年鉴方志化”、“志鉴一体化”等。它不仅会降低当代志鉴质量和利用价值．而且会影响今后志鉴的良性发展。     

方志性质宽泛性和学科间交融性的发展趋势浅议

文章认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 ,方志的内容、体例更加宽泛 ,遂决定着方志的性质概念的不断宽泛 ,同时 ,随着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 ,以及社会对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需求 ,方志学科的特殊性在减弱。因此 ,宽泛的方志性质观和多元的方志体例是当今社会对地方志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