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略述

正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诞生地和成长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宣传和组织民众上,对于创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独立领导军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达成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参与黄埔军校建校治校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视军事工作,着手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     

俄制东输: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

苏俄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军事体制,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驭军模式。共同的革命利益,使苏俄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了一起。苏俄顾问诊断出国民党军事运动和党务建设的多重弊病,努力劝说孙中山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苏俄及其在华顾问为党军体制的东输做出了贡献,助推了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体制的东输,对国共两党的政党与军事建设,影响深远。     

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建立

设想萌发学成归国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的设想,早在党的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就有了,一些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的实践中,日益感到建立一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并由党指挥的军队,以保障工农解放和革命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国前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只能直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能运用直接的领导方式,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主要围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展开,组织和动员民众摧毁旧有乡村制度的安排和建立新制度,树立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和重建乡村秩序。     

红军时期的三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向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陆续创建了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起党、政、军等领导机构。而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都称之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及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军事理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通过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苏联以及工农运动等多种途径与方式,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军政人才;通过东征、北伐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积累了丰富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实际经验。这些从军事理论、军事人才以及军事实践上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打下了基础。因此,大革命时期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准备阶段。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的发端,它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对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最突出的贡献,首先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大胆地打破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成功地进军井冈山,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为来日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辟了新的途径。     

周恩来与张太雷

周恩来和张太雷,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我党的高级领导人。大革命时期,他们共同主持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领导广东人民开展工农运动,创建工农武装,对推动革命形势向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共同酝酿了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回击了国民党的血腥大屠杀政策。两人同志同道,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共同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一起为开拓革命事业而鞠躬尽瘁。     

中共中央军事部述略(1928-1930)

党的六大决定设立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在军事技术方面,受中央军事部指挥.1928年10月,党中央第74号指示要设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归军事部部长领导.1929年1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其与中央军事部的关系未见具体说明.2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来信严厉批评第74号指示,否定了中央军事部的构架与工作计划.8月下旬杨殷被捕牺牲,军事部部长由周恩来继任.1930年2月,军事部奉命与军委合并.中央军事部在其存在的一年半时间中,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红军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功不可没.     

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

何干之同志是我国中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专家。我国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大部分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成为能文能武、叱咤风云的将军、领导工农运动的领袖。此外还有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理论工作,用笔杆子战斗。这也是中国革命中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军队”,他们以笔和口为武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何干之就是这支文化军队中的一名老战士。     

中共主要领导人早期中日友好思想述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中心

中共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早年在对日本民族和人民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赞赏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区分开来,积极主张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友好,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中日友好思想。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充分利用世界军事变革的形势和冷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的环境,紧跟世界潮流,全面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及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形成了军事变革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先导作用;自力更生发展"杀手锏",提高了武器装备的信忠化水平;以人为本,人才先行,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调整体制编制,压缩军队规模,优化了部队结构。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新军事变革取得巨大的成就,缩短了同美、俄等国军事力量的差距,同时也为新世纪新军事变革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大量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和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来称呼的"州",含义和得名的原因都较为复杂。西州主要指代扬州官府和荆州,偶尔指益州。东州主要指代扬州,其次是东扬州。南州主要指代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偶尔指江州和广州。北州主要指代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荆州是最大的军事重镇,扬州是京畿地区,二者的户口超过全国的半数,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和东陕,因而被称之为西州和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是防御长江中上游和北方军事势力攻击的重要屏障,因位于京师之南,故被称之为南州。益州和青州位居西部和北部边疆、经济富庶、战略位置重要,故被称为西州和北州。东扬州称东州,江州和广州称南州,都是因为物产富饶。这些方位州的得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而统治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师旂鼎》所反映西周的军法制度

《师旂鼎》铭文所记载的是一篇军法判例。本文根据铭文记载的内容归纳出西周有关军法制度的若干法律条文,这些条文反映了西周初期司法程式的完备,对西周法律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顺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     

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

两周金文中的繁与繁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地名:繁为东土地名,似在今山东汶、泗之间,繁阳则为南土汝水流域地名,在今河南新蔡一带。甗铭文所记周王命令出使于繁,班簋铭文记录穆王令毛公掌管繁、蜀、巢诸地,均与西周早期王朝东土经略有关。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今人梳理商周东土拓殖史的要点之所在。     

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

本文对李青淼《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一文提出的“唐前期都督在从军政向民政转变过程中,其等级也从统州降至与州同级”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都督府是对驻在州有完全军事、民事管理权,对所督其它各州有完全军事及部分民事管理权的军政合一机构,虽不是标准的行政机构,但正因为对所督州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上下级统属关系,在唐前期,都督并未下降为与州同级的官职,都督府也不是州一级行政机构。     

战国中山军事制度初探

战国时期,中山作为一中等国家能纵横于各大国之间,这与它拥有较为完善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这一时期,中山国军事领导体制得以确立,国王集军权于己,相兼领军事。兵种配置上,中山国设有车兵、步兵、骑兵等。而军事赏罚的实行也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了保障。     

Military command in the last decade

On 11 September 2010, the United States commemorated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the 9/11 attacks. In those nine years, British forces have been engaged in military operations of unexpected location, intensity, scale and duration. While the performance of British troops has been repeatedly praised on these operations, there has been growing disquiet among commentators and, indeed, among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tself about the conduct of these campaigns. Specifically, the issue of British military command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 This article examines command frictions at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levels and seeks to provide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hese difficulties. It claims that British commanders have failed to identify a coherent strategy over the past decade while in‐theatre operational command has often been characterized by an ad hoc‐ery, incoherence and inconsistenc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laissez faire’ command culture has been evident at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levels. While individual mistakes may not be irrelevan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 in which this command culture may be a produ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within defence and, above all, a product of inter‐service rivalry. However, the laissez faire system of command in the armed forces may also be a reflection of much deeper cultural presumptions and preferences within British professional society itself which has always had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s pragmatism, decentralization and shorttermism.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offering some suggestions as to how military command might be reformed in light of its potentially profound cultural orig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