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巴蜀文化的地区之别——以四川盆地战国时期铜璜形饰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盆地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铜璜形饰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大体同步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广义中原文化体系中的铜璜形饰,但加上具有地区性特点的纹饰,甚至其形制亦被纳入巴蜀符号体系,使得四川盆地已发现的多数铜璜形饰都可以归入巴蜀系铜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上的超强吸纳与融合能力。因地理环境及对外交流上具有不同特点,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在铜璜形饰的使用种类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汉中晚期以后铜两头动物形饰的流行区域仅限于渝东区域,再一次说明了两地在丧葬习俗和文化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也是巴蜀文化地区差异的缩影。     

巴蜀地域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漆器手工业十分发达 ,本文着眼于该地区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 ,结舍历史文献资料 ,考察了漆器的生产地、形制、品类、制作工等方面的特点 ,并对出土器物铭文进行了考证 ,强调了巴蜀漆工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浅析铜罍在巴蜀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特点

巴蜀青铜器在巴蜀明的发展进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从青铜垂入手，对它在巴蜀明进程中的地位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与中原青铜器的异同，对蜀化的研究有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在秦征服巴蜀以后,秦帝国将秦民移入巴蜀、兴修封建城市、确立封建制度、兴修水利,巩固在巴蜀的统治。尽管从主观上来看,秦对巴蜀的战争以及其社会经济改革破坏了巴蜀地区百姓已经形成的生活现状,但是从客观上来看,其一系列政策便使得闭塞的巴蜀文化迅速地融入到中原文化,一直到西汉中,其原来的民族特征才真正消失。秦国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得巴蜀地区的经济在原来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发展,有效地支援了秦灭六国的战争,也对汉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发展中自身也不断健康发展。     

巴蜀文化与周边文化的相关问题

这里说的巴蜀化是考古学化。任何考古学化在自身的发展当中,都是和其它化交流碰撞、相互影响的,巴蜀化也不例外。在考古发现中巴蜀化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化因素,同时也输出自身的化因素。这些方面已有许多例证。现就巴蜀化和周边化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浅见,请各方专家指正。     

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

船棺葬是战国秦汉间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本文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 ,从船棺葬的发现与地理分布、船棺葬与巴蜀先民生产与生活的关系、船棺葬的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 ,探讨这一古老的丧葬习俗形成的原因 ,以及它所蕴藏的民俗文化内涵。指出巴蜀船棺葬的产生 ,既是巴蜀先民受到本民族“送魂”意识支配下的产物 ,同时又与古代巴蜀先民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巴蜀符号的变迁及其性质分析

巴蜀符号主要发现在东周时期巴蜀青铜兵器、青铜工具和青铜印章上面。依据不同载体,分析了巴蜀符号的特征与演变。不同功能的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类型差异明显,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这些符号的时候是有明确的区分,说明它们的性质、功能应该有所区别。青铜兵器上巴蜀符号可能与古蜀的古老传说和信仰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相信其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强兵器的神奇威力。印章上的符号可能象征吉祥的喻意,活人佩戴有护身符的性质,随葬于墓中有护佑死者的作用。青铜工具上的符号最大可能是代表所有者或生产者标识性徽记。     

周代多璜式组玉佩相关问题研究

多璜式组玉佩是周代大型玉佩饰的主流形制,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晚期。目前发现并复原的20余件多璜式组玉佩,均出自诸侯及其夫人或次夫人墓,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这些多璜式组玉佩自上而下用朱线将玉璜、玉珠管按照尺寸递增或递减的规律穿系而成,所用玉璜为青玉或青白玉,且多由旧玉改制而成。组玉佩用璜数量多寡与佩戴者身份地位有关,并且遵循主观意识形态下较为统一的以璜为核心的佩璜规范。     

也谈曲柄盉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正>在江淮和皖南沿长江地区青铜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曲柄盉的出现、迁播和消亡,意义重大。曲柄盉,多作钵口或盆(盘)口甗形,少量为平口鬲形,腹设一流一柄。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柄为卷曲形,在一足之上,流柄之间的夹角约为90°。曲柄盉的名称,由舒城凤凰嘴始出,殷涤非称为"盉"[1];至怀宁金拱,许文称为"鬲形盉"[2];绍兴M306发掘后,牟永抗称为"甗盉"[3];《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称庐江盔头所出为"兽鋬盉"[4];马承源称为"异形盉",分盘口[5]     

巴蜀汉代石刻有翼神兽的羽翼造型及其影响因素

在巴蜀东汉画像石（砖）中,有龙类型翼兽、虎类型翼兽、马类型翼兽、鹿类型翼兽等带翼神兽,它们或单独出现,或组合出现,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汉人的审美想象与造型能力。本文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巴蜀有翼神兽的羽翼造型进行了类型分析,提出巴蜀汉代有翼神兽石刻画像的羽翼类型,有肩翼与飞翼两大类,并在此之下进一步划分出十余亚型。结合图像和文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巴蜀汉代有翼神兽受中外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中的尾背展亚型飞翼尤其体现了巴蜀汉代石匠在形象塑造方面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宋人对“蜀乱”的认识与辨析

"蜀人好乱"之说起源于南朝,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仍是社会各界的主流认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巴蜀社会稳定、地位不断提升,以蜀人为主的一部分士大夫从乱蜀者、蜀中及全国形势、治蜀政策等多个方面,极力批判蜀人好乱之说,为蜀人辩诬。明清以来,蜀人好乱之说更为流行,宋人的辨析无疑在巴蜀史上成为独特的现象,其深厚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反思。     

巴蜀戎事考

巴与蜀都是尚武的民族,其戎事载于史乘者,不绝如缕。巴在历史上曾与商、楚、蜀、秦发生过战争。蜀在历史上与商、周、秦、楚、巴及青衣羌等西南少数民族发生过战争。巴蜀军队的主要兵种是善于近战的步兵,而皆无车兵与骑兵。巴蜀皆有水师。步兵或水军都是以五人为基本战斗单位。巴、蜀均有其根据军事态势而设立的军事据点,巴的军事据点分为东西两线,蜀的军事据点分为南北两线。     

Early use and production of iron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A perspective on iron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Yuejiazhuang cemetery site

Yuejiazhuang is a cemetery site of Qin people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China, and it is dated to the mid-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Ninety-two iron objects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Yuejiazhuang cemetery site, which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use and production of iron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The metallurgical and statistical study has revealed that bloomery iron, cast iron, and steel made from cast iron were adopted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during the mid-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meanwhile, cast iron and steel made from cast iron became dominant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试论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

本文采用考古学方法,从青铜器、陶器、漆器、葬俗等方面,探讨了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认为以楚式青铜器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为主,楚式漆器次之,陶器的影响微弱。楚国的部分葬俗也被蜀人所借鉴。秦灭蜀以前,在当时各列国中,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最大。     

浅析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中对修辞手法的阐释

唐代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对群书纵横涉猎,其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他对修辞手法的阐释创见迭出、精彩纷呈,主要体现在对互文、倒文、省文、并提等修辞手法特点和用法的说解中。     

蔡谟《汉书音义》考索

本文通过对比裴骃《史记集解》和颜师古《汉书注》,认为裴骃《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又》即蔡谟所著。这部著作是南朝至唐代以来《汉书》最为通行的注本,也即《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本。在此基础上,又就《汉书音义》的成书、流传、价值等问题略作考索。     

略论《明书》的史学价值

《明书》是清初史家傅维鳞(1608—1667)任翰林院编修时所纂纪传体明史,因《四库全书》仅列其入存目,并加以否定,学界对《明书》多有误解与轻视。本文由反驳《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书》的批评入手,从《明书》对官修《明史》的影响、对明史研究的价值以及作为第一部明代全史的史学地位等方面,对《明书》做了相对全面、客观、公允的评价。     

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

司马氏灭蜀,为巩固统一,强行迁移蜀汉政权之侨寓大臣将领子孙至中土,使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后来虽任用诸葛亮后代,应景而已。对蜀地土著土人,晋廷有所优遇,多加征召,但入洛之蜀土颇遭北人歧视,朝中无援,仕途不畅,其地位比之其汉代先辈多有不如。     

唐校书郎考述

唐代校书郎之员数和设置时间,诸书所栽多有出入,《新唐书》错讹尤多。校书郎实为有唐一代士仕进之初阶,秘书省校书又为其最。与校书郎相关的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也促进诗艺的提高。唐传奇的发展,也与校书郎有着某种联系。     

《读书志》的文献学成就

读书志作为一种特殊的私家目录体裁发轫于宋代,至清代才真正的成熟起来,它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学术与中国古代私家目录双重发展的必然结果。《开有益斋读书志》是清代学者朱绪曾的一部目录学专著,也是清代私家运用"读书志"体例撰修的典型著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私家修目的最高水平。本文着重考察该志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成就,揭示其所反映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