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青春凝望历史——访青年女作家阎延文博士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日常生活中,你怎样将诗歌与身边的时尚话语联系起来? 阎延文(以下简称阎):从1995年开始在《诗刊》兼职,到1998年正式调入,十多年的时间,我都生活在诗歌这种最美的语言空间之中,我对我的工作充满激情。诗歌是语言的精华,纯粹而直接,诗歌意象往往有着阔大的诗意空间,我的小说创作因此受到很多启迪。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回忆鄢陵县板车剧团

1955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到许昌地区（今为许昌市）鄢陵县,先后在中共鄢陵县委宣传部、鄢陵报社、鄢陵县四中工作。1961年,我调入鄢陵县豫剧团,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调离鄢陵。     

我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往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红极一时的《江青文选》为何流产

1968年1月,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批准了河北省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着中央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组织大权,并能左右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大员的进退。     

叶剑英与1964年大练兵、大比武活动

<正>1964年总政党委规定,机关干部每年必须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部队基层活动。那时总政派到全军的工作组很多,蹲点的,跑面的,代职的,搞专题调研的,下连当兵的,一年四季都有。我当时在总政秘书处文电资料科任秘书,主要任务是编辑总政《政治工作简报》（发至大军区）。1964年4月至10月,我奉命到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四连当列兵、代理副指导员各三个月,对面是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敌占岛屿,     

追忆接待红卫兵和上访职工工作

“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北京市和中央机关全力以赴,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有组织地接待了1200余万外地红卫兵和200余万外地上访职工。我曾先后在北京市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中央机关文化革命外地职工接待委员会和中央联合接待室工作,诸多见闻,记忆犹新。现实录如下,以飨后人。1966年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的成立7月下旬,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简称中央联合接待室)。中央联合接待室最初的负责人是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马永顺(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处处长)等。中央联合接待…     

随卫毛主席江青

1962年9月中,汪东兴叫我到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谈话,说要调我到一组去工作,一组就是毛主席处。当时中央常委的卫士组,按毛、刘、周、朱、陈的顺序,编为一、二、三、四、五组,并说：“到毛主席处,得先到江青处,因为他们是一家。”我一听到江青处,就打怵了。当时警卫局好多人都知道江青不好侍候,有几个人被她骂走了,我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知识面很小,工作难以胜任。”     

外交官夫人的如烟往事

“首先你们跑不了”全国解放后,我们进驻了北京,我随黄镇同志调到总政治部工作。 1950年1月,我和黄镇同志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让我们立即到外交部去报到。当时,总政已逐渐恢复原建制,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部,黄镇同志已受命去筹备干部,可组织上又突然让我们调入外交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     

一身墨香做学问--记郑永立的史志人生

这是一段普通的经历 :36岁从部队转业到县地方志办公室任编辑、主编、主任 ,直到在岗位上去世 ,只留下两袖清风 ,一身墨香……他看重的永远是事业1 982年 ,郑永立以营职从部队转业回河南浚县 ,安排在县工商局当办公室主任。谁都能掂量出这个岗位的分量 ,然而刚成立的县史志办公室急需人手 ,郑永立自愿被借用当了编辑。本来说借用两个月 ,半年过去了 ,工商局局长着急了 :你要再不回来 ,局里可另作打算了。郑永立答 :“这里的工作很适合我干 ,那边我就放弃了。”“可别后悔呀 !”“永远不会后悔。”1 984年 5月 ,县政府任命郑永立为县计生委副…     

林彪在五台山建“特别别墅”见闻纪实

1970年7月,驻晋某部闰副军长陪同北京军区马副参谋长,率领数十名随从人员,浩浩荡荡来到五台山,下榻在省民族宗教局五台山办事处和附属招待所。当晚,首长将我叫到会客室说：“北京军区准备在五台山修建部队疗养院,你看什么寺庙附近风景优美、景色宜人、环境幽静,明天引领我们看看。”     

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改组领导班子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     

我给邓小平当保健医生

我于1946年生于长春市,1970年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0医院工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年底调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为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服务。1980年8月15日上午10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邓小平同志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并说次日就把我送过去。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深恐力不从心。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放开胆量,试试看。”     

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事实发生在1934~1935年期间,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大别山地区开始长征。但江西与大别山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在当时交通阻隔、通信落后、国民党军队封锁和围剿红军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两支红军无法联系。那么,红二十五军是如何走上长征路的呢?程子华生前的一段回忆为解读这个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1981年上半年,我料理完父亲程坦的丧事,即调入民政部。到民政部工作不久的一天上午,程子华部长的秘书白桦通知我,程部长要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向司长请假后即刻到程部长办公室报…     

我在总后勤部工作的日子

正奉命履新1973年7月,总政李德生主任、田维新副主任找我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谈话,对我说:"中央、军委决定,你不回成都,让你到总后勤部去任政委。有什么意见没有?"在此之前,我曾听说总后被林彪及邱会作一伙搞成了烂摊子,问题很复杂,遗留的问题很多,派性很严重。当时我想,烂摊子也有好处,可以锻炼人、考验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提高工作能力,增加工作经验。     

八届十中全会后的陶铸——一个秘书的回忆

我原在广州军区宣传部工作。1962年11月初,部队刚刚传达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领导上找我谈话,通知我调到陶铸办公室当秘书,并立即去报到。从军队转到地方,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变动。第二天我先到中南局,办公厅要我立即到陶铸家里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这项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军区郑维山、傅崇碧和北京市委吴德、马力、牛连璧等同志负责,并成立了群众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默默奉献信访工作的骆文惠

在中央党政机关处理群众来信、接待上访群众的平凡工作岗位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她就是骆文惠同志。骆文惠是四川省云阳县(今属重庆市)人,1925年3月生。她青年时期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立志"为民申冤请命,除恶除邪"。1950年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到青年团西南工委"西南青年社"工作。1953年7月调入北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贺龙的文艺情结

我是贺龙元帅麾下的一名文艺兵,我们大家都亲昵地称他为贺老总。我从1939年起就一直跟随着贺老总转战南北,直到“文革”前夕。“英灵虽已逝,恩泽万古长。”每当我回忆起贺老总,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初见贺老总1939年深秋,我从晋察边区“抗日人民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化工作团”奉调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工作。记得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战斗剧社的政治指导员王可(后更名王克,全国解放后历任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事体育学院院长等职)骑着一匹老黄马来到二分校办理调我的手续和接我去剧社。当时我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