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50周年

本文对新中国土地改革所实行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及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再思考 ,并分析这次土地改革成功的原因、经验及历史地位 ,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50周年。     

中国农村50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５０年,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创新制度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经营。每一步探索和改革,中国农民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也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亿万农民找到了一种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府于１９５０年６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①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耕者有其田”…     

刘少奇与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时,在紧张的革命环境中,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支持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刘少奇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代表中央起草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和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发表了许多关于土地改革的论著和讲话,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略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富农的政策

中国土地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对富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只是对待富农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巩固地团结中农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几经周折,比较复杂。具体剖析这个时期党对富农的土地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图就此作一初步的尝试。     

20世纪30年代广西新桂系土地改革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西新桂系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理论动力,试图以和平方式改良土地租赁方式,实现地主富农与承租农民的共赢,以促进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巩固新桂系的统治地位。然而其制定的诸多政策虽有进步意义,却未得到较好实施。政策与实践的巨大反差,致使农村土地关系不但没有得到改良,反而进一步恶化:土地占有更为集中,土地使用更加分散,更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农民生活更加困苦。新桂系3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失败告终。     

“苏维埃”三字不宜删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在叙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时写道：“为了适应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

从土地改革结束到农业集体化高潮前夕,新富农的出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是稀少而缓慢的。在各省之间,农民的富裕程度与新富农比重大小关系不明显,但在同一地区内来看,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在农业合作化程度较高亦即是较早对新富农采取限制政策的地区,新富农的比重并不一定低于甚至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多种因素对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发生作用,单因素的分析不能解释清楚新富农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或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扶助下,辛勤劳动。努力经营,上升为新富农。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后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鼓励他们劳动发家,对于克服根据地由于战乱和敌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新富农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新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动摇,但很快得到纠正。     

如何认识《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

对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土地政策《五四指示》的评价,目前史学界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肯定其历史作用,另方面又认为它对中小地主、旧式富农、开明绅士等照顾太多,不利于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不彻底性。然而,这种不彻底性     

新中国首次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正在我的藏品中,有一张1954年人民政府颁发给我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有"贵州省开阳县土地房产证马证字第1045号"字样(见图),有"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7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可耕地、非耕地)段、亩、分、厘、毫,房产共计(瓦房、茅房)间,地基段、亩、分、厘、毫,均作为(本户、     

闽西土地改革运动述评

全国解放后 ,闽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问题特别突出。到土地改革前 ,这里存在着全国绝无仅有的土地占有情况。本文通过分析闽西五种不同类型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 ,得出制定有别于一般老区和新解放区的特殊土改政策的依据 ,阐述闽西老革命根据地土改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做法 ,并总结土改所取得的成就 ,讴歌新中国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     

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

受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影响,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在地权分配状况上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平原区地权集中,多大地主,租佃关系发达,多采取土地大块出租的方式,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富农大佃户居多,地主采取的剥削形式以地租剥削为主;低山丘陵区地权分散,多经营地主,租佃关系少,且多小块出租,自耕农占绝对优势,在剥削关系上也以雇工剥削为主。中共地方组织在贯彻中央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时,既要考虑当地特点,又要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因此,不得不采取变通形式,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而采取“拔地”、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而采取“增资”,以及其他诸如“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使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他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使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С．Ю.维特与俄国土地改革政策的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С．Ю.维特相继担任了俄国财政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出于对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敏感,维特较早地看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的症结,建议尼古拉二世实行土地改革。面对皇帝的冷淡和同僚的反对,维特积极倡导改革,主张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1905年10月以后,政府各部门就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形成了多套方案,在维特的推动下,以确立份地个人所有和扩大农民土地占有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政策逐渐形成。     

《浏阳河》——时代的产物

发源于湖南东北部大围山的浏阳河，弯弯曲曲地从浏阳县东北部流经长沙市境内，在长沙北部落刀嘴汇入湘江，所经之处，风景秀丽，雨水充足，物产丰富。在长沙市东郊的浏阳河弯道处，更有一片平坦肥沃的土地，就是今天比较富裕的黎托乡。１９５０年在这里产生了地方歌舞剧《双送粮》，《浏阳河》一歌原来是其中的一支对唱歌曲。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是在总结建国前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取得全国胜利后，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湖南省自１９４９年８月和平解放以来…     

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20世纪80年代首轮所修县志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和土地证,对土地证的种类和颁发对象记载或缺失遗漏,或都有错误。本文仅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试析其错误情况及原因。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建国初期贵州省土地改革研究

建国初期贵州省进行土地改革,由于该省是民族杂居地区,中共贵州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把全省的土地改革分为四期进行,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的政策,减少了社会震荡,废除了封建领主、地主的剥削,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抗战胜利后中共土改运动之考察（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土地政策从战时的减租减息,到1946年相对温和的＂五四指示＂,继而于1947年一跃转向比较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48年中共中央反左纠偏。很多年来,许多研究中共土地改革史的学者,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到底是中共高层对实际情况判断错误,还是康生、陈伯达的做法和汇报作了误导？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