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文化建设——在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今年是周扬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19年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当年江苏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那些事

<正>“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广为传唱的民歌《解放区的天》，歌曲把民主政府比作是“解放区的天”。今天，讲好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故事，仍然是我们深化华中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历史地位政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关于政权建设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呢？     

缅怀功勋卓著的作曲家沈亚威老师

正著名作曲家沈亚威是我学生时代的音乐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解放区江苏启东中学求学,沈亚威时任新四军一师服务团音乐队长,是我们校外音乐辅导老师,常不定期到我校教歌。当时我很爱唱歌,乘机接近,除了课堂学习外,还私下里向他请教歌谱乐理、指挥等。由于他的热情,所以在六十年代我到军文工团任宣传文化科科长时,还和他写信,并打电话向他请教。2002年5月10日得悉他在上海病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能平静。近年我搬     

倔强老人孙大光——《孙大光文选》序言

大光同志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1917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16岁从家乡安徽到上海当学徒,17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直到1948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20世纪50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1964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     

左权将军在太行山上

1940年初,国民党军派朱怀冰领几十万军队向太行山解放区进攻.我们部队奉命反击这个不抗日专反共的顽固派.不到一个月功夫,就打退了他们.战役结束后,我被调前总做警卫员.第二天,我见到左副参谋长.     

参加上海局会议

在上海局领导下,我们在武汉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1947年秋,上海局通知我去上海开会。到沪后,我被当成病人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李伟光医院。医院的同志嘱咐我尽量不要出去,后来李亩田、李云程也住进来了。上级派王晓同志与我联系,他经常送来报纸文件,给我们讲外面的情况。并告诉我们说：“张执一同志有任务到香港等地去了,请你们耐心等候。”不几天,张执一同志回到上海,会议就开始了。这次会议由张执一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我们五师的同志,也有华东的同志。会议的任务本来是研究在上海、南京、武汉等沿江大城市建立几个联络…     

我所接触的江青

1946年在昆明父亲李公朴被暗杀牺牲后,我随母张曼筠带着弟弟回到上海。就读上海法学院高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7年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二。当年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全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分到该校外语系学俄语。1949年北平解放,我随校来京继续学俄语。1951年年初,     

没有硝烟的战场——回忆建国前夕父亲连贯和他的战友们

1948年秋,3岁多的我和母亲居住在香港。一天,正在熟睡的我被一阵杂乱而又疯狂的砸门声惊醒了。睁开睡眼,我看到一群港英警察围住妈妈,一个头目模样的人通过说广东话的翻译向妈妈询问着什么。随后那群人就开始抄家。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恐惧的心理持续了许久许久。我曾哭闹着不停地问妈妈,爸爸哪里去了？直到长大成人我才得知,父亲当时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执行着将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到北方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任务,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专门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抄家三天前他已离开香港,护送郭沫若、许广平、翦伯赞等第三批人士北上了。这批人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后,父亲接到周恩来电示,便急忙赶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副主席听完工作汇报后就告诉他：“据香港分局电报,你离港后三天,你家就受到了港英当局的搜查,看来,你不能回香港去了……”     

胜利的中原突围

抗战胜利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战争由此爆发。事前,周恩来同志曾与美蒋代表一起到大悟县宣化店视察,以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军事挑衅和武装进攻。但落以和谈为幌子,敷衍应付,拖延时间,集中了三十余万精锐部队,以大包围之势,妄图围歼我中原部队。当时我中原解放区包括地方武装,号称十万大军,但实际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五六万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避敌锋芒的战略方针,命令我中原解放区的部队迅速组织突围。1946年,我中原部队…     

永远怀念在东北老航校战斗的岁月

<正>时光倒转,恰逢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在老航校奋斗的日日夜夜。老航校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1946年6月26日为了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机组到延安后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他老人家的亲切嘱托下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离开了革命圣地延安。昼夜兼程赶赴东北参加组建东北老航校。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奔波跨过敌占区,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我们绕道终于到达东北牡丹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存在的困难,东北解放区还没有全境解放,只能在北满和中苏边境     

团结就是力量

56年前,我和同伴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迎接了贵阳解放。而我这大半辈子中也以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市政协委员、市政协退休返聘人员身份,在长达46年的岁月从事团结和民主工作,我与团结有缘,与人民政协有缘。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

进京前后 1948年秋,随着我军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了华北解放区。于是,以上两大解放区的公安保卫部门也相应地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部长为许建国、副部长为杨奇清,驻地在河北省井陉县内的威州镇。当时,我在华北局社会部预审部门一室四科工作,科长是姚伦。我们驻地在与威州镇一水相隔的南固底村。1947年7月,我中原野战军在襄樊战役中俘获的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和少将处长董益三(曾任军统局电讯处长)就关押在这里。他俩是两大解放区合并时,由晋冀鲁豫社会部移交过来的,单独关押     

难忘的会见 光辉的教导

1949年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即将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当时广西尚未完全解放。我被广西地下党组织选派,代表广西革命青年参加这次盛会。一、踏上解放区的第一天我们从广州经香港乘海轮北上。轮船离开南韩的仁川后,经过一夜航行,越过黄海大浪区,进人渤海湾,第二天凌晨来到大沽口外,停泊等候进港。天大亮后,一艘插着红旗的汽艇来了,几位人民海关人员登上了轮船。他们同船长、船员交谈后,出到甲板上,就被旅客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热热闹闹,不时传出一阵阵笑声歌声。一位刚脱下军装、穿上海关制服的同志,应众多…     

在敌占区开展学生工作的回忆

从1947年7月起到新乡解放前夕,我在中共新乡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敌占区开展学生工作。当时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宣传、动员、组织敌占区的进步青年学生到解放区,为全国解放培养干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三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地下工作者朱侠、朱俊、朱祥彬等同志一起,向解放区输送了几批进步青年学生和少数进步教师。后来,这些同志中的大部分成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给沈钧儒当秘书

到1948年,国民党必败基本已成定局。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联合通电响应号召。当时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潘汉年、连贯,由他们安排将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送往东北解放区,另一部分送往华北解放区。当时我也在香港,由潘汉年安排我进入华北解放区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进中央社会部工作(部长李克农、潘     

刘鼎与新中国的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     

掩护五师干部转移

在武汉,我化名张伯华,住在我哥哥谢敬止处,准备寻找机会去华北或苏区。过了几天,李金锡夫妇和杨春秀三人到了汉口,住在胡少商处,并通过胡少行找到了我。他们准备化装北上,要求我给他们弄几张通行证,我请我哥哥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友好人士王钧件、陈玉泉、岳鹏云三人先后来到武汉找到了我。紧接着,王东明夫妇与责定陆一起,还有邹开封等,也到了我这里。他们和我商量去留问题,如留武汉,我就要给他们找住处,如到解放区,就得给他们弄通行证。我请我哥哥和我岳父刘友辅先生想办法。他们东奔西跑,辗转求人,好不容易才—一…     

我在“哈飞”的日子

正1970年12月下旬,我们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102人,结束了在唐山军垦农场两年多的劳动锻炼,正式分配工作。我和同年级的牛建新、唐方明一同被分配到第三机械工业部哈尔滨国营122厂。分配方案公布后过了几天,我们分乘几辆大客车,离开丰润县的解放军营房,前往唐山火车站各奔四方。临走时,分配到上海的何贻伯同学把他那件蓝色棉大衣送我御寒。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一出站,一股寒气扑面     

宁沪地下斗争亲历记

1946年,国民党集中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保存干部实力,中原局组织部通知我,于4月间和爱人王锡珍(化名陈幼民)同志一道化装突围,后又决定让他运盐接济中原解放区。到南京后,运盐工作告一段落,王锡珍于9月去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接洽,拟前往解放区。到办事处后,钱瑛大姐一见王锡珍,十分高兴地告诉他:组织决定将他留在南京,负责和大后方随国民党光复迁都回南京的一大批我党党员和民主人士联系,这些人是分布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要人物,他们从重庆大西南到南京的时间都有一年或半年以上,无合适人选去联络。钱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