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正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幵。出席大会的代表共755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回忆延安整风

我是一九四○年六月以党的“七大”代表的身份从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延安的。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党中央推迟了召开“七大”的时间,我就留下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身边一直学习和工作了五年多,亲身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终身难忘的。这次普遍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     

伍洪祥徒步万里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

福建省原政协主席伍洪祥,是出席党的十六大的代表之一。在党的历史上,他从七大到十六大,除了九大、十大以外,出席了历次党的代表大会。1939年他奉命从广东梅县出发,前往延安出席党的七大,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历尽艰险赴延安伍洪祥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3岁投身革命,担任过少先队政委、共青团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他奉命留在已经沦陷的闽西苏区,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担任红军独立第八团政委,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红军指挥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以后,他又…     

平凡之中蕴非凡──记党的“十五”大代表吴捷

平凡之中蕴非凡记党的﹃十五﹄大代表吴捷陈奋董宁宁■图／高峰九月十日下午,南京禄口机场热闹非凡。江苏省６８名光荣出席党的“十五”大的代表将登上１５３８号航班飞机,飞往祖国的心脏北京。在代表中,有一名年仅２８岁的女代表,她就是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电脑营业...     

参加“七大”: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许多早已淡忘了,然而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作为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经过了17年时间,而“七大”从筹备到召开,也经历了不少曲折。     

“毛泽东思想”缘何未写入“八大”党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明显不同的。1945年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的章程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是党的七大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马…     

幸福的回忆

1951年10月23日到11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作为首都电业工人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一天,大会休息时,我看到毛主席从台上转经侧门走进休息室。我和     

薄一波与陈云的不解之缘

薄一波是惟一健在的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他长期在陈云直接领导下工作。尽管比起其他老战友来,或许薄一波与陈云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但他们之间确实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之缘。 “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 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 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薄一波与陈云相识于延安。 1943年11月,薄一波从敌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这是他入党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央。第二天,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他分别看望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陈云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薄一波去看望陈云时,陈云     

党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李明瑞同志的革命一生

我的外祖父李明瑞是在1931年10月为革命牺牲的,年仅35岁。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追认其为革命烈士。作为一个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是属于人民的、革命的、社会的,身为他的外孙,缅怀其革命一生,思绪万千,欣喜、沉痛、欢慰……百感交集。[第一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出版

在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纪念日前夕,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史料性和学术性为一体,具有基础性和原创性的记传体特点的史学著作。该书主要依据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各省、市党委组织部、档案馆编辑出版的组织史资料和提供的七大代表的档案资料;同时参考了《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七大代表的生平、悼词及回忆文章,以及党史、军史等部门出版的党史文献、档案资料、人物传记等。此书收录了755名中共七大代表(包括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28名没有出席七大但在七大     

我在延安五年

正1940年6月,冀察晋分局所属的冀中、冀晋、晋东、冀热察各区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全部集中,准备赴延安。同行的还有给延安送的新兵200多名,晋绥一二师给冀察晋运送物资返回的两个连。队伍在向导引导下越过日军占领的同蒲路,到达白水村。在村头山坡要进山     

武大校友杨作材修建延安三座中央大礼堂

<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了大型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讲述了100个生动故事。第35集《坚如磐石》回顾党的七大召开情况，其中一段解说词引用朱德总司令的说法：“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会议都是在借来或租来的房子召开的。党的七大在自己设计的大礼堂召开，具有重要意义。”朱德总司令所说的“大礼堂”，指的是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其设计者和建造者是红色建筑师杨作材，而他是1936年从武汉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校友。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丧失一次联苏抗日的机会──试解抗战前夕陈立夫秘密赴欧之谜

陈立夫欧洲之行留下秘密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出于反共需要,断绝了与苏联政府的外交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注意到“倭寇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因此事变发生几天后,南京政府外交部就指示正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以个人名义向苏联方面非正式地探询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可能性。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作出与苏联复交的决定,并由在日内瓦出席国际军缩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颜惠庆同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秘密商谈。这年的12月12日两国正式复交。据蒋介石日记称,这是他计划中的对日“…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任弼时在七大前后

筹备中共“七大”的秘书长 1944年10月,任弼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由杨家岭迁入延安城西北15华里的枣园。作为筹备“七大”的秘书长、党的历史报告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他日夜忙于修改《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该稿是当年5月赶写的,曾分送中央委员讨论,并交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修改。任弼时在胡的修改稿上先后改了三次,他除了加标题外还增写     

陈独秀在1921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延安的“四大怪人”

在回顾建党90周年的伟大历程时,我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四大怪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怪”,而是相当的“怪”。但从他们身上,不仅反映了当年延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且彰显了我们党的尊重和包容人才。     

发扬延安精神,深入开展根据地货币研究

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8月24至28日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共50人出席了讨论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领导小组副组长赵传弟主持了开幕式,延安行署副专员刘效文、陕西省钱币学会会长李俊贤出席了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巡视员牛春和、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张季琦、延安地区人民银行副行长井延林。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是王稼祥同志为纪念我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而撰写的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胡耀邦同志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