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问世

正谭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64.1万字,89元《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的最终成果。本书以大量档案资料和文献史料为基础,通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具体分析战时大后方交通运输布局、城市分布、工业分布、贸易路线变迁等问题,全面展示了战时后方交通及交通影响下后方经济的地理学特征,是对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该书分     

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被迫西移。为保证后方货币资金的融通 ,支持战时财政 ,扶植战时经济 ,在建立战时金融管制体制的同时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 ,已是国民政府实行战时财经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 ,对于了解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评价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抗战前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抗战以前 ,我国金融机构因东南、东北经济交通事业发达 ,大多云集沿海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各省 ,除少数重要城市设有分支行处外 ,其较偏僻之地尚少设立。 1 9…     

近代朝鲜华侨制造业研究——以铸造业为中心

以朝鲜殖民地时期华侨制造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铸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华侨铸造工厂诞生的背景、同乡网络及其生产体制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华侨制造业在朝鲜烧锅制造领域里取得垄断性地位的原因,一是华侨铸造工厂里中国劳动者较低的工资及技术开发的进行;二是全国的华侨铸造工厂形成了以河北省交河县为中心的同乡网络并进行协力合作。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谋求战时经济的强化,朝鲜总督府也加强了战时统治经济,生铁原料的配给发生困难,华侨铸造工厂因而纷纷倒闭,走向衰退。     

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及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 1 0 0多年来第一次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 ,中国兵器工业广大爱国职工 ,为了救亡图存、保证战时军事急需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将各重要兵工厂迁建于西南战略后方 ,并迅速复工。在八年抗战里 ,默默无闻地给浴血奋战在前线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战时兵器工业的内迁 ,是中国现代史、抗日战争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 ,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工业史 ,特别是中国军事工业史上重要的篇章 ,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至今仍有重要…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冶金工业简述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西南后方冶金工业的开发和建设,是我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试图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兼涉四川、云南、贵州和原西康等地区的冶金工业概况,作一初步的考察。一、抗战前西南后方冶金工业概况战前的西南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也谈不上什么近代冶金工业。自18911年重庆开埠后,以英国为首的英、日、美、法各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和租界。1895年以后,法、     

酝酿制定“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史料两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出发曾考虑中国西部开发事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本次公布的有关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的史料,即是战时经济开发计划的组成部分。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

抗战爆发后,南洋实业家、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其中华侨汇款则达11亿元,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这对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陈嘉庚拥护蒋介石,是因他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农业表现了一定的热情和注重,农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本文试图对战时后方农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抗战生命线:京滇公路与战时运输

随着建设西南为抗日后方根据地国防战略的确立,打通南京通往云南的京滇公路的国防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湘、黔、滇各省政治上的半独立状态,对京滇公路西段的建设和连通造成较大妨碍。国民政府抓住追击长征红军的难得机会,督促各地方实力派赶筑公路,终于在抗战爆发前夕将该路全线打通。京滇公路的全线打通,促使西南国防交通网得以初步形成,堪称中国对日抗战"最低度"准备之一。抗战爆发后,京滇公路不仅成为了后方军队、物资输送前线和前线物资、单位、人员撤向后方的交通要道,还是连接滇越、滇缅、"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国际运输线的关键线路,为战时运输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冯泽芳与抗战时期的后方棉产改进

西南、西北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后方根据地,棉花的供求情况对于坚持持久抗战,进而取得抗战胜利至关重要。1938年8月至1942年7月,冯泽芳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棉作系主任,负责大后方的棉花生产。他研究鉴定云南开远木棉是国内缺乏的优质长绒棉,并大力提倡、积极推广木棉。在陕西,棉田面积逐年减少,提高每亩单产量成为陕西棉产改进的重要方法。冯泽芳总理斯字棉推广的设计与督导事宜,1940年推广斯字棉达85万余亩。战时后方棉产改进是集政治、科学、经济三种力量同时发力,进行棉作推广的成功范例。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经济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蒙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国统区金融经济变动情形

本史料刊于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印的《金融专报》第三13号,较详细地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国各地特别是大后方各主要城市金融经济的影响,对研究战时中国金融经济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实话农贷金融网络的特色

抗战时期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农业,不但大体上保证了战时后方人民和前方将士的粮棉供应,而且缩小了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其缘由是多方面的,如战区和沦陷区难民、农业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移人,与此相伴的大量荒地的开垦,以及市场的迅速扩大等。同时,作为总揽国民党统治区金融事宜的四联     

家国春秋：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研究

东南亚华侨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内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离不开华侨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抗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教育虽历经坎坷,但始终没有中断。其教育主题、内容始终带有鲜明的家国色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战时教育是其教育的基调和灵魂。在华侨社会和国民政府的相互扶持下,华侨教育凝聚了海外侨民的救亡母邦意识,推动了华侨子弟的海外抗日运动,并直接培育了大批华侨抗日力量,为国内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华侨支援滇缅抗战的一些情况

华侨支援滇缅抗战的一些情况田玄滇缅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东南亚华侨为支援滇缅抗战作出了贡献,本文介绍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１,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为了确保中国战时运输量最大并且最为安全的生命线滇缅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侨务工作述评

侨委会是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抗战期间,它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力号召并全力发动华侨抗日救国;加强侨务管理,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创造条件;积极慰勉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侨胞;开展抗日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战时国内外华侨教育;大力救济因遭受战争惨祸的归国难侨。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有失误甚至严重问题;侨委会的侨务工作得大于失,功大于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对华侨的其党务工作功小过大,得失难抵。     

抗战时期的华侨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与探讨

论文依据有关国别或地区华侨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口述资料以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等资料,梳理了抗战期间日本所侵略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基础上大致统计出中国大陆归侨、日本与朝鲜华侨、东南亚华侨、美国及其它国家和地区华侨所遭受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总体数据。结果显示,战时海外华侨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这显然与该地区华侨人口众多、抗日形势激烈以及日侵后的血腥报复和掠夺有关。此外,受中日交战的影响,华侨在中国大陆和日本、朝鲜也有较大的伤亡和损失。     

西南土产外销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迁(1937-1945)——以桐油、猪鬃、生丝和药材为中心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土产主要外销路线是通过长江航线运往上海出口,而广西和云南土产则主要是通过西江航线和滇越铁路分别运往广州和越南海防再出口香港.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西南土产外销转为通过桂越公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运送出口,后被迫改为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出口.随着战时西南地区土产外销路线的变迁,西南土产外销从战前的沿海口岸逐步向内陆口岸转移.战时西南土产外销路线的改变,削弱了沿海港口与西南腹地间的经济联系,导致大后方土产业发展方向从战前的外向型开始向内向型转变,发展动力由战前的出口拉动为主开始向内需拉动为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