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评价,论者大都指为“骗局”,也有确认并非“假立宪”的,但其结论又认为预备立宪行不通,“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个结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放弃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中的感情束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政治学观点去考察清末社会特点、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具     

载泽奏闻清廷立宪“三利”平议

史学界曾长期将清末预备立宪定性为“政治骗局”,重要根据之一是,载泽出洋考政回国后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提到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批判者说,这立宪“三利”和盘托出了载泽等人主张立     

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敡与秋瑾案为例

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敡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宪政改革的步伐,表明预备立宪时期渐趋发达的民间舆论已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这一事件亦可看到,《时报》、《申报》等上海报刊媒体表达的民问舆论,主要是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从秋瑾案体现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的情形来看,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象。因此,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能够迅速转向与革命派合流,可谓渊源有自。     

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

资政院开会期间,立宪派议员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资政院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立宪派议员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对许多重要的议案不能始终坚持,往往不了了之;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他们敌视群众运动,主张予以镇压;他们对时局的影响也因受许多方面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其他立宪派相比,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立宪派议员与革命派在改革政治、推翻专制制度和救亡图存方面是一致的：立宪派议员与清朝统治之间实质上是相互斗争的。     

清末立宪派的“国民立宪”论

史学界对清末立宪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阶级基础和政治活动方面,而对其思想研究极少。实际上,围绕着立宪运动,立宪派通过各种报刊阐发了许多系统的理论。只有对这些思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进一步说明立宪运动的全貌,才能真正了解多数立宪派人趋向激进的思想基础。这里,仅就“国民立宪”论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革命派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理论之评议

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清末曾进行过激烈的政治论争,结束以后,革命党人亦时有政论发表。本文主要讨论1905至1911年期间革命党人在理论上为何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它与本文主旨无涉以及不相信清廷立宪或认为搞假立宪而反对诸问题均不予论列。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革命派理论旨趣之所在,在分析其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之前,首先应搞清他们对君主立宪制度本身所持的观点。     

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线

一、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线,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在清朝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     

“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     

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

日韩合并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朝野反应强烈。中国人民在同情韩国的灭亡与谴责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同时,更多的是进行自身的反省以及对中国内政改革的诉求。无论是立宪派,还是清政府官员,乃至于一般民间舆论,大都注目于立宪。由于日韩合并加重了中国民族危机,在各种宪政势力的压力之下,清廷也被迫调整了宪政改革的策略,缩短了预备立宪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但并没有取得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实在效用。     

清末地方自治新论

地方自治最早产生于西欧，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一种与中央集权政治相对立的地方分权思想与制度。这一政治主张在中国最早由黄遵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但由于变法的迅速破产，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清廷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极力主张下，加之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自治成了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     

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北大核心CSSCI

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地方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士绅多加入其中。谭延闿作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拥有较强的参政意识,率咨议局与巡抚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清季官绅冲突的原因由多方所致,既有宪政支持下士绅权力扩张的因素,又有立宪进程中制度不完备的因素。为从制度上保障绅权扩张,谭延闿迫切希望加快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预备立宪期间,谭延闿积极宣传宪政思想,为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他的角色转换和心路历程亦是清末一些开明士绅或知识分子嬗变的缩影。     

论清末内阁协理大臣的增设及朝野之反应

立宪各国均无增设内阁协理大臣之理,而中国在清末责任内阁的"筹划试行"中却开此先例。其原因极为复杂,它既与军机大臣相互牵制、安置裁员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幅员辽阔、总理大臣一人难以全盘负责紧密相联,更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为维护其权益,以及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等不无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在清末增设内阁协理大臣的过程中,既有反对者以立宪原理中无增设协理大臣之理而进行的抵制,同时又有协理大臣名额及其遴选之争。最终在朝野各方面强烈的博弈下,奕劻增设协理大臣的建议获得了清廷的批准。     

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

首都,是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一个国家的大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历来是统治阶级及其最高权力当局立国施政的首要问题。民国时期,先有民元“定都之争”,后有抗战胜利前后“择都之争”。“定都之争”实质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军阀官僚集团、以立宪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之间的一场斗争,结果是后者战胜前者,定都北京。     

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析评

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清廷颁谕宣布“仿行宪政”后,在近代中国各社会集团中引起极强烈的政治反响。革命派抨击清廷是以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在野立宪派则充满希望,曾几次掀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明确而又具体地提出自己的立宪要求。对此,有关论著已多有论列。但对预备仿行君宪政体的主体──清统治集团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是否存在不同的认识、议论？其原因是什么？其实质与作用如何？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陈管见。一早在庚辛新政期间,部分清政府官员,如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御史赵炳麟、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两广总督陶模等,就曾分…     

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汤寿潜奏议简论

浙江省档案馆汤寿潜个人全宗中约有20件汤氏奏折(包括底稿),这些史料对研究立宪运动史、辛亥革命史、近代思想史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一些奏折没有著作日期或者编录时日期有误,本文主要采用内证的方法对其中一些不明之处加以辨析。同时,汤寿潜奏议反映了立宪派在晚清最后几年中实现立宪政治的主要理念,是立宪派被迫从政治改良向民主革命开始转变的代表性文件。     

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阶级基础

建国以后,关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阶级基础问题曾经进行过热烈讨论,但分岐很大。近年某些观点不再重提,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下层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说法浙趋一致(姑称之曰“阶层基础论”)。然亦不无异议,这方面的论     

再论清末立宪中的国会年限问题——以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底稿为中心

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的预备立宪筹备清单是清季立宪进程中的重要文献,但关于该清单是否宣布开设国会年限及其出台细节仍存在诸多疑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一份宪政编查馆起草的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底稿,完整保留了清单出台之前的修订签条和墨笔校改痕迹。这一清单底稿与清廷正式颁布的清单定本存在诸多差异,清单底稿原拟96条,清单定本删改为92条,不少条目进行了增删和调整。清单底稿第一年第一条原有"请旨宣布开设议院年限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同办",最末一条原有"光绪四十三年第十年"字样,正式颁布时这两个关键性的条目均被删除,从而遮蔽了宪政编查馆原拟奏请第十年开设国会但最终被改动的重要事实。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可知预备立宪筹备清单由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人秉承两宫意志删改而成。清单前后多有删改,实际上是各方力量博弈之结果,真实反映了预备立宪筹备清单出台的艰难过程。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

俞江先生1999年撰文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政院档案中发现了“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分别称之为“甲残本”和“乙全本”),并对两种宪草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通过进一步研究,可知所谓“甲残本”,并非宪法草案,而是度支部员外郎李景铭翻译日本学者北鬼三郎《大清宪法案》一书的部分内容,系为主持纂拟宪法的载泽等人提供的参考资料而已;“乙全本”宪草有可能是民间立宪派团体或人士所纂拟,似不能说是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清末激进思潮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互动关系研究

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