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吕思勉的史学功能观

一般认为,史学具有认识、殷鉴、经世、教化等功能,吕思勉基本认同这些功能,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认识功能毋庸置疑;他对旧史记载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学科本身的精确性,却有着谨慎的乐观,他不一味“疑古”,也不一味“崇古”。吕思勉对史学经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坚持学以致用,力戒为学术而学术,但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化、庸俗化是有微词的,曾说“学问只分求真”,“宜置致用于度外”。     

吕思勉的史书体裁观及其实践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惟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吏学四大家。吕思勉在史体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自己的几部通断代史著作,在体裁上是一个新颖创制,可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体裁。     

吕思勉的史书体例观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在史书体例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史书体例如断限、标目和编次,如何记时、记地和记人,载言、载文、征引,以及议论、注释等,无论是在理论认识还是写作实践上,吕思勉都很重视,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     

治学 修身 改革社会——略论“吕思勉的文化遗产”

治学修身改革社会——略论“吕思勉的文化遗产”＊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１８８４年２月２７日（甲申二月初一）,逝世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月（农历八月十六日）。先生毕生从事于文史研究和教育工作,著述总计达八百余万字,对于中国史...     

习史偶得(二则)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     

吕思勉的社会史研究

吕思勉在"史界革命"的学术氛围下,把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认识,主要有: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不应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尤其注重社会学与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社会史研究以婚姻为社会组织的开篇,重视"社会关系"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际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的观点;重视生活方式研究,注重发挥史学强大的叙事性功能。这对于今天拓展我们的史学研究视野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这是他的治史业绩和他的学问基本特徵所决定的。他旧史学理论探索的兴奋点、治史的着眼点,也是他的史学工作明显的特点,是冶史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史学又是为使史学工作对社会的前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说总结史学遗产是“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又说;我们要“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从先生的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发展当代的史学作出了怎样的持久的努力,由此我们也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思考。     

试析胡适的历史哲学观

新文化运动中因提出文学改良的纲领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在文学、哲学、史学、道德、教育、文化等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做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工作。”史学和哲学,一直是胡适最感兴趣的学问,而且他更偏重于史学。他在学术研     

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

钱谦益史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色之一是援“经”入“史”,即以经学为辅助手段,通过经史之辨以求史,此实为清代史家治史之一重要方法,钱氏实开此学术风气之先驱。特色之二是对于“时学”加以批判。钱氏对“时学”之批判,乃与当时国运联系起来,实欲以学术救治社会。钱氏史学贡献甚大,治史莫可偏废。     

吕思勉在家乡教书摘记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从1905年开始走上讲坛,辛勤耕耘五十余载,毕生贡献于祖国教学事业,并撰写了一千万字以上的史学著作。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是风范永存的一代师表。吕思勉先后在常州溪山小学堂、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之后相继执教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编著一部通史成为许多学者的追求目标,其间既有成就,也有缺憾,这一切皆成为吕思勉编写新史的借鉴资源。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写作宗旨、写作方法正可见在史学转型时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而那一代学人丰厚的传统学术根柢与治学路径上的新取向相结合形成的学术品格,则更值得今人反思。     

曹操与《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剧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现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在《度关山》一诗中,曹操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罗志田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论全谢山史学的精髓

清代浙东学术,经史并包,但以史学为显著。黄梨洲肇端,万季野绍绪,全谢山恢张扬厉,自成格局,汇合成所谓“浙东学派”。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谢山的史学精神。（一）谢山著述甚富,如《七技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经成《宋元学案》等,都是上乘之作,但最能体现其精神者,莫如《给俺亭集》。集中多碑版传状之文,仿梨洲而青出于兰。由于对象泰半为抗清不屈之土,可以用“褒奖气节”四字来概括。笔者也撰写过几篇小文,略加发挥。虽然如此,我认为谢山的史学真说不局限于此。不宜在这方面过于强调——有些学者甚至把“褒奖气节”扩张到…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唯有源头活水来

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带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历史科学和其他基础科学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史学危机”之惊呼由来已久。倘若依然我行我素,无视现实变革给史学发展带来的新题和难题,以为“危机”云云不过耸人听闻,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因害怕“史学危机”而争相奔避他图,史学研究队伍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严耕望的治史风格及史学评论

严耕望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卓有成就。他以学问为生命,一生以做"坚强纯净的学术人"自守,深受学界尊敬。他的巨大学术成就,体现出鲜明的治学风格。其主要表现:在学术路径上是通过专精以达博通;在研究旨趣上,倾向于做实在具体的研究,不做抽象理论的研究;在资料运用上,主张把研究建立在基本资料上;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考辨、归纳、统计而得出结论,而不倚重新奇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个著名史学家,他提出的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观点,对二陈、吕思勉、傅斯年、唯物史观等所作的评论,均有其独到的视角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