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

楼均信教授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是我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乃至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收获,它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空白。 第三共和国史,长期以来在我国几乎成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有一种教条:巴黎公社之后,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所谓“从巴黎公社时起,就开始了资产阶级的降弧,资本主义底衰落。”于是,第三共和国就是一片黑暗,于是,在历史教科书中巴黎公社72天的历史为一章,第三共和国前一时期的四十多年只是一章中无足轻重的一节。这并非国人创见,而是源于30年代苏联官方教科书。随着中苏政治分歧的明朗化,捅了苏联“先进”史学也不会象反右派斗争时那样贾祸了,但是上述倾向并未改变。     

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这是他的治史业绩和他的学问基本特徵所决定的。他旧史学理论探索的兴奋点、治史的着眼点,也是他的史学工作明显的特点,是冶史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史学又是为使史学工作对社会的前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说总结史学遗产是“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又说;我们要“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从先生的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发展当代的史学作出了怎样的持久的努力,由此我们也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思考。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中国史学,既是十九世纪末戊戍变法时期史学的继续和发展,又是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先导和前奏,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一般论述较多的是几位著名学者的几种著名的作品,如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增进了科学的认识。但在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     

迎接九十年代

送走80年代,迎来了90年代第一春。在两个十年交替的时候,对史学研究做点回顾和瞻望,也许不是多余的。过去十年,史学和史学史研究,同其他领域一样,发展很快,成绩显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史学研究冲破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的束缚,纠正教条化、简单化的偏间,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空气日益活跃,研究逐步深入,领域不断扩展,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订也多有收获。由于研究工作不断进展,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发表的论文、著作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共发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文化史学与台湾世界史学科体系——读台湾的三本世界史教科书

在台湾,由成功大学历史系主办的《西洋史集刊》（年刊）是岛内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世界史研究专业刊物,从中可看出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基本上是处于多种欧美史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这门学科可谓“舶来品”。而相对能够体现其世界史学科体系与学科内容之处则是依据1995年台湾“教育部”发布的《国民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总纲》和《高级中学选修科目历史课程标准》而编写的《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四册、《世界文化历史篇》和《世界文化史》。     

这三十年

《史学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了。回顾这三十年来,刊物从形式到内容的发展过程,也是史学史学科和学科队伍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6月,刊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是史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1962年文科教材会议上,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把编写史学史的任务明确地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从先秦到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由于近代部分写作难度大,经过协商,北京师大负责鸦片战争以前的部分,上海负责鸦     

西方的史学史研究的情况

我跟大家一样,非常高兴地参加这次座谈会,特别感谢白先生把我们编写西方史学史的六个人找来了,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在这里开碰头会,商量我们的编写工作。我们搞西方史学史的人今天到这里来同大家会聚,我看是有点“缘分”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史学,从上古一直写到司马迁为止。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读的是英国文学系,英文是我的主修,历史是我的副修,这就是一种缘分了。今天参加这个会,回想起几位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教育很大:一位是吕思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史学概论教材与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兼评李清凌著《史学理论与方法》

近1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历史学的其它学科相比较,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培养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一支研究队伍,出版了一大批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在高等学校培养并形成了一批史学理论(概论)教学骨干,出版了十几部《史学概论》教材,在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 我们回顾一下近几十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在普遍恢复与开设“史学概论”这一课程之前,在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几乎就没有“史学理论”学科的地位,近10多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     

说史学上的“借鉴”与“劝戒”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一文中谈到史学工作的教育作用有很多方面,其中一条是历史的学习“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帮助人们了解或者理解作人的道理。”还有一条是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先生说“学历史,要研究历代治乱兴衰。研究这个问题干什么?对我们学习历史的人讲,就是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培养一种关心政治的兴趣,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它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教育还有另外几条。这些论断给我们以很深的启发,在我国史学史上,讲历史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时代变化、发展了,历史教育的内涵有所改变,但重视历史教育,是我们民族史学的特点。如史学上的“借鉴”与“劝戒”的论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

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包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理论研究和对历史学自身反思性研究的史学理论。本文所述涵盖的面既广,涉及内容又多,故只能以极粗的线条为近２０余年来中国（不包括台港澳）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发展情况,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疏漏之处,当所难免,尚祈大家鉴谅并赐教。２０年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大体包括;对“文革”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命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与突破;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文革”前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突破;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历史理论…     

悼念杰出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今年三月 ,乍暖还寒季节 ,从北京传来白寿彝先生逝世的噩耗 ,中国失去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令我万分悲痛 !这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 ,是史学史学科的巨大损失。早在六十年前 ,白先生即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 ,开始了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解放后 ,白先生受教育部委托 ,于 1 96 1年着手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 ,并且招收两名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 ,组织了几次关于史学史的学术讨论会 ,出版了几期《中国史学史资料》刊物。白先生还亲自撰写《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等…     

评吴怀祺著《宋代史学思想史》

吴怀祺的《宋代史学思想史》一书的出版,填补了宋代史学史研究领域里的空白。正如白寿彝先生给这本书作的《序》中所说:这部专著“是史学史分支学科中的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专史,正是适应分支学科的建设而作出的成果。” 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史学和哲学的交融。作者力图开辟一条新的治学路径,即把史学和哲学两者联系起来,从时代的哲学思潮中观察和把握这个时代的史学的变化和发展。史学和哲学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领域。过去我们只谈到哲学观点对史学研究的作用,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但是,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对哲学观点的变化、发展有没有意义?《宋代史学思想史》从三百二十年两宋史学的历程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何着手——修志经验浅谈

一、从历史入门 我们《哈密新志》编写办公室的几个同志,都是半路出家,缺乏修志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虽然我们对本地区建国前后的历史发展比较熟悉,但对古代、近代的历史则比较生疏。这样,“史学”不足与修志任务的矛盾,就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办?只有埋头刻苦学习,以熟悉历史作为突破口。我们就把《中国通史》、《新疆简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作为必读书。《世界通史》、《中亚史》作为必备的参考书。为了撰写、修订好大事记、历史沿革及有关上溯历史发展的     

记白寿彝教授史学思想讨论会

1994年10月6日,为祝贺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治学65周年暨85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行了“白寿彝教授史学思想讨论会”。京津地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及有关教学和研究人员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讨论会由史学研究所所长龚书铎教授主持,二十余人在会议上发言。 几十年来,白寿彝教授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矻矻以求,成就卓著。他的研究所得包括史学理论、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许多领域。从整体上看,上述诸领域,展现了     

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

二十年前,白寿彝同志曾撰写《谈史学遗产》(载《学步集》页129—154)一文。今年,他又在《史学史研究》季刊上,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我认为,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许多见解,对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种情况,今天还是存在的。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历史文学的基本情节不应虚构——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

本刊从去年第二期起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对历史小说《皖南事变》的一些主要情节进行评论,这期再发一篇,集中议论小说描写的项英的“南进计划”。历史文学作品是历史与文学两个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结果,它既是文艺领域中的一个品种,又是历史研究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但是,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吏学研究者不大注意自己家族中的这个特殊成员,一直以为它姓“文”,不姓“史”,使它遭到不应有的冷遇。其实,它是一个复姓,是“文”“史”杂交的产物,同史学研究者有着密切联系,是史学研完成果发挥社会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近几年来历史文学发展很快,并迅速同现代科技成果影视艺术结合,开始走向世界影院,走向前所未有的亿万群众家庭,以它不断成熟的技巧、不断翻新的形式、不断扩大的题材、不断出新的思想强烈吸引着社会各方人士,际此“盛世”,史学研究者再想把它撇在一旁,不益难乎!我们企望有志于历史文学的史学研究者参与历史文学的创作、评论和研究,以促进其发展;企望史学研究者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出原来习惯的圈圈,用新的形式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同广大读者、观众见面,同亿万群众交流,以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     

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