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中国最后一个“托派”

郑超麟（1901—1998年）,福建漳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正式入党。1924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曾出席中共五大,参加八七会议,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是托派重要领袖之一,曾担任中国托派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最年轻和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叫刘仁静,一大召开时,他年仅19岁。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学习,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托的信徒。回国后,刘仁静公然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顽固坚持托派思想。1929年刘仁静被开除党籍。之后,刘仁静因其阶级调和的思想亦被托派开除。抗战前,他倒向了国民党,倒向三青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儿跟随逃难,逃到西安。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周恩来处理“立三问题”始末

1930年7月,由于李立三“左”的路线错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惨杀,周恩来从莫斯科赶回来,孰料匡救国家于危难,却遭非难,危殆中,他的沉毅挽救了中国的大局。受命回国1930年8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车厢里,坐着一     

聂荣臻: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

正1925年6月底,因为国内大革命急需懂军事的干部,正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的聂荣臻,接到中共旅莫支部通知,要中国班结束学业,尽快回国参加大革命。当时在中国班学军事的共有26人,聂荣臻是中国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到通知,他立即做回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给每个学员做结业鉴定,又组织全班去听了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季诺维也     

职业革命家张报的传奇生涯(下)

在北极圈 共产国际机构遭到了极端野蛮的镇压。苏共派驻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与中共代表团联络的东方部主任米夫也被处决了。作为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在1937年底风声初起时已经回国。剩下数十名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同志,也就交给命运去随意安排了。廖焕星被捕,李立三被捕,1938年2月上旬,在一个风雪肆虐的黑夜,张报也被捕了！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回忆我和钱学森的交往

马作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拔到苏联留学的留学生。他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火箭发动机专业,1958年2月回国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后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所长。本文中他回忆了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第一次见到钱学森,以及回国后多次与钱学森交流科研工作,并在钱学森指导下从事火箭发动机研究等交往经历。     

李立三与鲁迅的一次特别会见

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秘会鲁迅。李立三:“为确保先生的安全,我们会派专人保护,并且还可以给先生专门发手枪,以防不测。”鲁迅:“我不会打枪,要打枪可能打不到敌人,反而打了自己人。”     

李立三与鲁迅的一次特别会见

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秘会鲁迅。 李立三：“为确保先生的安全,我们会派专人保护,并且还可以给先生专门发手枪,以防不测。” 鲁迅：“我不会打枪,要打枪可能打不到敌人,反而打了自己人。”[编者按]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我和李立三在苏联的生活(下)

立三出狱的那一天,我们彻夜未眠,听他诉说狱中遭遇。后来的年代里他又陆陆续续给我和孩子们讲了一些。1993年苏联内务部档案对外开放,我乘在莫斯科探亲之机,和女儿英男一道前去仔细查阅了当年李立三的档案材料,对他被捕审查的经过     

王明两次回国夺帅印

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一生中有30多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期间曾4次回国,其中1929年和1937年两次回国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企图用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党,指导中国革命。     

朱德的女儿朱敏在纳粹集中营的岁月

我1926年出生在莫斯科,刚满月父亲便奉中央命令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4年后,即1940年冬天,我在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的安排下,和好多孩子一起到了延安。14岁才认识自己的生身父亲,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最难忘的事情,也是最伤心的事情。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准备送我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因为新中国建立后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他叫我学教育,学成回国能教育更多的孩子。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是专为收留共产党国家孩子而开办的国际学校,大多数孩子来自东欧国家,父辈都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有烈士的后代。孩子们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很好的明丽。我…     

李立三与王明

李立三与王明,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共历史上 第二、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他们之间,曾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也有过过火的批判和打击,其交往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留给后人的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二人的初次见面,是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期间。那时,王     

毛泽民与李立三在安源的战友情谊

正毛泽东曾对斯诺讲,李立三只是我半个朋友。李立三与毛泽东相识于1916年,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生中,李立三是毛泽东最早的战友之一。虽然毛泽东说李立三只是"我半个朋友",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与李立三却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朋友。翻开毛泽民与李立三两人的革命历史,就会知道他俩     

八千里路云和月——记茫茫的西伯利亚和穿越蒙古戈壁之旅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底，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我乘火车离哥本哈根取道莫斯科回国。促使我下决心选择这样一条耗时１０天旅行路线的，是某种难解的情结。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受到“老大哥”文化艺术的薰陶。虽然没有到过苏联，对这遥远的邻国却并不陌生；俄罗斯的三驾马车...     

数易其名的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1899年—1976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城郊。虽然他在193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期间,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但后来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勇于改正错误,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李立三的名字,同他的一生一样,富有传奇色彩,他曾数易其名,留下诸多趣闻。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是个秀才。他出生时适逢家里的一株百龄凤尾盛开,父亲就给他取第一个乳名叫李凤生。上私塾时,李昌圭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名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他找到当时的中…     

周伯伯和我谈叶挺空难

1951年春天,我们接到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李鹏同志的通知,说国内中央组织部通知,要我们在苏联的留学生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国参观学习。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个大喜讯。     

刘亚楼将军与塔玛拉的异国情缘

在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中,涉外婚姻极为5．-见。原华北局书记李立三,1933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办的远东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时,与俄罗斯女人基什基纳·叶利扎维达·帕尔洛夫娜（中国名字叫李莎）相恋相爱结成异国伴侣,共同革命,共谱心曲,白头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