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佛经翻译史看异化到归化

异化和归化之争历史悠久,认为是一种翻译总策略,它包括选择什么来翻译和如何翻译,直译和意译指的是一种语言表层的处理方法。从中国古代的佛经的翻译史,可以看出有一个从异化到归化的过程:在佛经翻译内容的选择上主要体现了一个从小乘佛经到大乘佛经最后到禅宗,这表明中国文化也有目的地选择符合本土文化的翻译对象;也越来越讲究文采。     

我国古代汉译佛经翻译理论

我国古代汉译佛经翻译历史悠久,历经东汉、魏晋、唐宋,于元代之后趋于尾声。佛经翻译实践中始终存在"文"、"质"之争,剖析其发展脉络有助于全面把握汉译佛经翻译史;而彦琮的"八备"翻译观更进一步提出对翻译主体的素养命题,这对当今的翻译理论仍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僧祐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贡献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汉译长达一千余年。在佛经汉译过程中,出现了大批佛经翻译家和佛经翻译理论家。南朝时期的僧祐在佛经目录的整理和佛经翻译理论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对后世的佛经翻译和佛经保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僧祐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佛经翻译文质中庸理论以及梵汉翻译中的文字问题等方面论述僧祐的贡献。     

《清藏》经板述略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佛经亦随之而来。当时的佛经都是手抄本。唐代发明雕板印刷以后,佛经就有了刻印本。大量的佛经,经过历代的翻译、汇集、编次,形成了经、律、论三藏,即大藏经。刊刻汉文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官刻大藏经开始于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971年)下令雕造我国第一部大藏经。以后有辽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明代的《南藏》与《北藏》等。清     

浅析安世高的佛学修为

安世高是中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因其翻译的佛经多以小乘佛经为主,所以一般中国佛教史将其归入小乘学派。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认知层次、称谓及僧传、来华译经等方面来论证安世高是一位大、小乘兼修的高僧。     

中国古代佛经的来源及其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是和佛经的传入、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始于汉代,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唐宋而不衰。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入并翻译出了煌煌5000多卷的佛经,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所论即为此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以便使人们对这早已过去的化盛况有所认识和了解。     

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和尚——朱士行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开始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各地,并逐渐向国外传播。它通过印度西北传至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东逾葱岭传入西域,经龟兹、于阗等地,进入玉门关,阳关而至中国内地。佛教传入中国,最初是利用翻译佛教典籍进行传播的。由于当时所译的经典,大都是按照印度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容易接受。而且,汉地初期佛经的原本,多数经过西域各     

珍稀的北京版《甘珠尔》

印度佛教约于七世纪传入西藏地区后迅速得到发展。松赞干布时期,减族学者吞米桑布札仿照梵文创制了藏文,藏文佛典的翻译从此开始。此时的译经主要是从汉文佛经开始,翻译成藏文佛经,是当时土番王朝及上层僧侣诵渎的经卷。约于公元779年建成的桑耶寺,是藏卫地区佛教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有两件大事对于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是此时剃度藏族僧人,标志着西藏从此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佛教僧侣组织;二是广译显、密典籍及传播密法。这一时期是西藏地区译经活动的繁荣时期。     

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

佛教于7世纪传入西藏后迅速发展。松赞干布时期,藏族学者吞米桑布札仿照梵文创制了藏文,藏文佛典翻译从此开始。墀德祖赞时译出一些经论,主要是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约于779年建成的桑耶寺曾设立译场,翻译出大量的经典。这个建寺地点由莲花生大师勘查选定,墀松德赞主     

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上集残叶考释

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残页,《中国藏西夏文献》等著作将其归入《维摩诘所说经》下集。通过翻译核对,该佛经应该是《维摩诘所说经》上集菩萨品第四之部分内容。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斧正。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敦煌佛经略考

敦煌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也是我国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地区之一。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至宋代前期藏经洞封闭的八、九个世纪里,敦煌的佛教信仰,历久而不衰。敦煌的写经事业,亦始自晋代,扩于六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历时六、七个世纪之久。敦煌藏经洞遗书,以佛经文献为最丰富,敦煌遗书,严格地说,亦可以称之谓佛经遗书。现就敦煌佛经的某些问题,作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古代广东佛教文献的印刷出版及其影响

佛教的传播,主要通过佛教文献,即佛经的翻译与出版来进行。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已广泛传播,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数量与品种十分可观。据《开元释教录》的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420)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近一百七十年间,共有译经者67人。翻译经籍750部1750卷。至隋代,岭南始有译经。据隋沙门灌顶《大般涅般经玄义》记载。广州的大亮法师提出了在翻译佛经过程中的“五不翻之说。”     

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孝道”思想——云冈“睒道士本生”画解

佛教艺术自汉代与佛经同时传人中原,一方面将印度及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社会宗教意识带入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断兼容着中国传统化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多民族化不断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云冈石窟作为中国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之一,在表现佛教思想的同时,吸收古印度社会生活中能够配合佛教思想的寓言故事(以翻译的佛经为根据),加以集中表现。     

光孝寺——佛经传译—重镇

正佛经传译——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内容——于中国早期佛教的启步和前行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佛经传译活动包括传与译两大部分,而两者密不可分。与佛教东来的路线一样,佛经东传也是循陆海两途。相比较而言,海路传经可能较陆路更有优势,因为原始佛经     

晋唐时期河西佛经译事钩沉

晋唐时期,以竺法护、昙无谶和竺佛念“三大译经高僧”为代表的河西译经僧侣翻译了众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佛经,形成了以竺法护为核心的中国早期佛经译场雏形,出现了前秦、北凉“两大译经王朝”.这些都为河西佛教的一度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于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浅析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至今,经历了适应,发展,传承,变异,本土化等几个发展阶段。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这一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如佛经翻译,佛教如何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等等。本文试图在经典的翻译,佛教发展的社会动因,教义的保持与发展等方面给出自己浅显的见解和认识。     

张掖迦叶如来寺考探

张掖大佛寺初名迦叶如来寺,创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五凉时,张掖在佛经翻译、传法受戒、石窟开凿等方面综合发展,全面繁荣,迦叶如来寺发挥了"佛学院"和佛教传播"驿站"的作用,并成为中国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槃宗的发祥地.     

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

西夏时期新译藏传密教经典在语言上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某些佛教术语的翻译多采用意译;二是密咒对音汉字反映的是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这些特点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我们一方面可以根据佛教术语判定西夏文佛经原本的语言,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陀罗尼对音用字规律把一些没有题款的、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翻译的汉文佛经确定为西夏时期翻译的。本文主要通过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并结合《密咒圆因往生集》等有确切题款的经典,考察了夏译佛经密咒梵汉对音的用字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提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是西夏时期翻译的。     

《大方便佛报恩经》文献学考察

佛经的汉译从汉代起,直到明清.由于诸多原因,今传许多早期翻译佛经所题年代、译人有不少讹误,汉译佛经的年代和译人可疑,古代经录记载有不少地方含混不清,之间出入很大,其中许多错误今天仍在沿用.不管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佛教史还是语言学研究领域,对佛典利用尚缺乏必要的文献学基础.如《大方便佛报恩经》(下或简称《佛报恩经》)(七卷),一些学者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这是有问题的.这部经的时代可疑,学术界对此经翻译年代的看法不一致,方一新、高列过及笔者曾从语言角度对其时代进行过探讨①.本文拟从文献方面对《佛报恩经》作一些补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