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虬庄遗址墓葬统计学分析尝试

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龙虬庄墓地的随葬品数量是与性别、年龄的关系,生产工具与男女分工关系,墓葬布局与社会结构关系进行检验,可作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

性别史和情感史大约同时在20世纪末兴起,成为当今世界史坛引人瞩目的新流派。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感表达的性别差异着手,史家揭示了性别构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情感和性别于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性别构成的历史演变揭示,男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遍和深入的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表现尤为明显。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揭橥了欧洲二元论哲学思维的不足,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总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学派的兴盛,挑战了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从“由内而外”的角度探究人的自身,涉及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及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关系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霍耐特承认理论述评

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思想发展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霍耐特承认理论是在反思第一代和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和福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霍耐特承认理论认为,相互承认关系可以表述为:以爱与关怀为主导观念的私密关系;以平等的权利义务为规范的法权关系;以个人成就为社会等级规范标准的社会尊重关系。霍耐特承认理论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大转向,创造了批判理论发展的新形态,提出了当代紧迫问题,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重要启示。但它也存在夸大道德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有限等局限性。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嬗变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和批判中国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中国妇女不是被塑造成为传统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被描绘成新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近年来,这个强大的认知范式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过去那种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制牺牲品的论证方式已经淡出学术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美国,中国妇女形象总是与美国学术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是在西方的语境中给那些带有西方理论前提的读者来写作的,如何才能真正基于中国历史本身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性别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个全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发展逻辑

"四个全面"是解决当今中国现实生活问题与发展的战略,从百年前的马克思经典文献中可以找到学理的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考究。马克思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是一切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问题,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微缩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理论。而这正是"四个全面"的学理依据。     

从语言与性别关系分析《马贩的女儿》

语言与性别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两性在语言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从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与性别的关系出发,对《马贩的女儿》中的人物对话从交际模式和语言特征进行分析,体现了性别差异对语言中的影响,并指出这种差异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

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理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以反思和批判魏特夫的治水学说为起点。二是充分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讨论水利与社会、水利与国家的关系。三是吸收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弗里德曼的理论假设和宗族范式为基础,实现了从"宗族社区"向"水利社区"的转变。四是具有反思与超越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理论的学术自觉,实现了从水利共同体向水利社会的转变。当前国内的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潜质。     

妇女/社会性别史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

一、史学新趋势:引入社会性别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妇女史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30年来已经从单纯关注妇女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gender's history).     

关于性别史的思考

人们以为男女从古至今一直是不平等的,男尊女卑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天然”秩序。事实并非如此。综合大量研究性别问题历史的专家观点,两性关系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远古时代先民社会中的男女平等关系;明时代男权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关系;近现代由男权社会向男女平权社会转变过程中逐渐趋向平等的两性关系。     

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中的性别关系

家庭是形成性别关系最小的基本单位,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在家庭中得到明显的体现。结婚后,丈夫和妻子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家而共同协作,劳动的性别分工基本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要为家庭经济作贡献,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地位卑微的状况,“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仍然是这一时期家庭中的常态。     

编纂自然实体志的继承和创新——以《洞庭湖志》为例

新方志中的自然实体志从继承关系上来源于旧志的山水志。旧志山水志主人文,新方志自然实体志重自然,由于时代不同,其定性定位、记述对象的重点和范围均不相同。可以看成是新方志自然实体志在编修过程中的探索和创新,在整体设计、篇目设置和内容安排上有目标地减少旧志中有关人文的容量,以符合新编志书的功能定位。     

戊戌时期妇女运动侧重民族革命的文化分析

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始终关注反帝救亡的民族革命,而相对淡化了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其缘由除了海内外学者已论及的历史原因即当时的民族矛盾远比两性矛盾尖锐外,还有三个传统文化因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重实用、黜玄想的致思倾向使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对强国保种实际需要的热情本能地高于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批判;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使得国家和民族利益自然地成为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压倒一切的选择;三、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方式使得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将妇女解放的内容等同于一般人民解放的内容。     

一位“跨性别”研究者的突出贡献——读《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评述》

康奈尔是一位“跨性别”研究者,他用男人的眼睛,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研究男女两性的社会建构历程和相互关系,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她的性别秩序三重关系论、男性气概社会建构论和她看世界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见地都发人深省。     

台湾第一梯次移民与早期社区雏形

社区指的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化维持力的人类群体及活动领域。社区可被视为微型化的社会。显然,同社会一样,我们可以把构成社区的要素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一定的人口、地域范围、生产工具等物质实体;其二是人群关系、影响或驱动社会社区运行的制度等运行机制。     

从机构到隐喻：批判博物馆学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文化理论、国际组织和业界学者等多种声音形塑了博物馆世界的基本面貌,重新思考与探索博物馆的角色、定义、目的成为其时热议的话题。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局和文化现象,博物馆世界出现了从实践博物馆学到批判博物馆学的转向:实践博物馆学从机构管理、组织结构、技术培训等应用层次规范博物馆的日常运作;批判博物馆学则从机构价值、展览制作、政治表征等学术层面诊断博物馆的传统活动。作为知识工具的批判博物馆学昭示着理解视野和研究路径的转向,即博物馆不再仅是一个建筑或机构,而是一种有效的社会隐喻或方法。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博物馆成为窥探当代社会处理现在与过去、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棱镜。     

关中西汉中小型墓葬“性别代码”初探

以随葬品共存关系为基础,结合人骨性别鉴定,并利用对子墓、秦墓材料的验证,辨识出关中西汉中小型墓葬中的"性别代码"。认为兵器、工具、砚研、铁杵臼为男性性别代码,纺织用具为女性性别代码。而以往认为是女性专用品的耳珰、手镯可能并不具有性属意义。该研究可为关中西汉墓葬的性别判定,提供更为丰富的依据。在方法上,亦可对缺乏人骨鉴定的"性别代码"研究提供借鉴。     

消费社会下商业地理研究的新取向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影响下,商业地理学研究多聚焦于空间结构与边界、商业活动的区位与业态、商业活动中人的行为等经典领域。九十年代之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的应用,使实体商业与电子购物的关系、消费者行为的空间分析等主题,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并积极推动商业地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伴随着消费力量在现代社会的崛起,商业地理所关注的商业空间和活动,不仅被消费地理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进行诠释,而且在主题上扩展至更为多元的消费实践和社会关系网络。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的思想,也被广泛用于消费空间的解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框架下,商业地理将不局限于对物质层面的关注,而是处于一个更加开放的知识体系之中。     

《醒世姻缘传》辛辣犀利的讽刺艺术

《醒世姻缘传》以残酷的写实介入社会生活,是一幅全景式的社会生活画卷。对礼崩乐坏的世风、官府商界的丑恶行径、学苑市井的无耻现象进行无情暴露和辛辣讽刺,讽刺与写实叙事相结合,有效地拓展了作品的社会批判空间。以夸张、对比、侧揭等艺术手法昭鉴社会的道德状貌和人情百态,在艺术上表现出更为显豁和多层的讽刺视角。     

大萧条与美国妇女

1929年的大萧条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新政改革。美国妇女成为新政的受益群体之一。但是,从社会性别角度或者说男女性别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妇女的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宋人对“蜀乱”的认识与辨析

"蜀人好乱"之说起源于南朝,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仍是社会各界的主流认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巴蜀社会稳定、地位不断提升,以蜀人为主的一部分士大夫从乱蜀者、蜀中及全国形势、治蜀政策等多个方面,极力批判蜀人好乱之说,为蜀人辩诬。明清以来,蜀人好乱之说更为流行,宋人的辨析无疑在巴蜀史上成为独特的现象,其深厚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