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不许斗女人

“文革”时期,村里（山东潍坊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经常跑到公社,把一些“走资派”和“保皇派”揪到村里批斗。一天晚上,造反派把批斗重点集中到一个女“保皇派”身上。这个女“保皇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非常漂亮。据说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和丈夫一起被下放。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责问她如何勾引干部,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有正义感的群众纷纷走了。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     

度过浩劫终见光明的萧军

一、十年浩劫萧军从东北到北京后,由于刘芝明等人的刁难,不给转“工作关系”,无处领取工资。多亏北京市长彭真同志的关照,把他安排到北京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萧军毫无思想准备。1966年7月的一天,萧军随同戏曲研究所人员参加北京市文化局系统批斗大会。会议结合批斗文化局的所谓走资派,点了一批据说是被走资派包庇的所谓“牛鬼蛇神”的名字。其中包括戏曲研究所的一些老艺术家。被点名的“牛鬼”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接受     

扮病人躲避“造反派”盘查

“文革”初期,湖南城步一中我的班主任老师张世兰因拒绝“配合”县城“造反派”的造反观点与行动,还批评“造反派”们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城步一中及县城各厂矿的“造反派”成员多次批斗,在批斗时被“造反派”成员挂黑板游街、跪砖渣、用脚踢、棍棒打,身上被打成多处内伤,折磨得死去活来.     

逃亡岁月

1968年的4月底,本来已逐步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突然又刮起一阵黑风,来个“三反一粉碎”运动。有一天我到城内大十字时,见浩浩荡荡一支游行队伍,从邮电大楼方向而来,其中一段是文化体育系统造反派的,有一个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朋友、头戴藤帽、正指挥着他的同伙,把当时省文化局局长田兵、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张涛等走资派,押着游街示众,     

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记

一 “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织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1927年,大革命末期的一段珍贵史料

文化大革命中,孝感的个别造反派偶然发现了大革命时期的部分档案材料,如获至宝,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宣称：李汉俊、李书城,董必武、黄丹初,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是“叛徒、国民党特务”。这些“黑材料”给生者带来无情打击,给死者家属带来厄运。我父亲黄丹初也被     

舞台外的往事

“牛棚”里的十三道辙当年,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全国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备受其害。在“青艺”,矛头当然首先指向“走资派”,像吴雪、舒强、于村、白凌统统被拉下马,关进了“牛棚”。紧接着便是“三名三高”陆续进棚,我自然在劫难逃,不可幸免。关“牛棚”那时,我们干活、“早请示”、“晚汇报”、接受造反派训话等,大多时候正好在我家窗前,我每次总要借机望望自家窗户,经常看到母亲和妻子的愁容和泪眼。我这个素称“想得开”的人,也很难使自己麻木。不论是在院子里干活,还是在棚里写交代材料,总是…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吗?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的刘丽同志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了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刘丽同志。     

陈云推动刘少奇、潘汉年案平反记略

“文革”中,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被诬为“叛徒”、“特务”、“黑帮”、“走资派”,横遭摧残。党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也未曾幸免,他头戴“老机会主义”帽子,几次在会上被“四人帮”一伙同攻,家也被抄。但是,陈云同志正气凛然,对人对己始终坚持“唯实”的原则,坚持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承担起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     

“打不到”的“走资派”

“打不到” 我所在的湖南嘉禾县有位副县长郝正杰,是山西平遥县人,说话带有十分浓厚的山西口音,十有七八听不懂,因此他平时很少和人交流,显得不苟言笑.“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经常挂上“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郝正杰”的黑牌游街.黑牌上“郝正杰”三个字上面还打上三个大大的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的黑牌上有一个错字,“倒”的偏旁“亻”写成了“(彳)”,单立人的右边又多了一短竖.我因为长期搞文字工作,对错别字特别敏感,我问郝正杰:“你这黑牌上的字是谁写的?”     

藏龙卧虎的干校放牛组

“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被康生、江青之流认为是“修到了家”,连同它的下属单位,都被赶到了“五七”干校,脱胎换骨,劳动改造。同时,胡耀邦同志也被打成“走资派”,跟着大队人马一起来到了干校。     

我给陶铸当秘书

我初次接触陶铸同志是在1948年11月初,沈阳市刚刚从国民党手里解放出来。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新华社辽北分社的记者,随军进人沈阳采访。有一天,突然接到沈阳市委办公室负责人薛光军的一张纸条,要我到市委去一趟。去了,才知道要调我担任陶铸同志的秘书。我说,还要到辽北后方郑家屯去取一下行李。他说,来不及了,马上就要随军进关,缺什么衣服,这里补发点就行了。就这样,我来到沈阳市委住下。此前,我只在郑家屯辽北省机关干部大会上,听过陶铸同志的一次报告,与他并没有任何接触。陶铸在文革落难时,造反派曾经质问过我：“你是怎样投靠到陶铸身边的？”我答不出,至今仍然答不出。     

一九六六：我家庭的一次大震荡

“四清”运动一开始,我就长年到外地蹲点,运动结束后才回到省计委机关。由于多年不在一起,机关已有许多同志不认识,有的原来认识现在也不熟悉了。回到综合处,原来自己分管的业务也由别人接管了,一切都感到陌生。没过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了。机关干部们组织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很快分成两派,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随着全国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煽动起来的打砸抢行为愈演愈烈。各地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勾结起来,拉山头,抢地盘,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我由于缺乏思想准备,     

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续):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

所谓“智擒王光美”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文革”中被批判的几幅著名漫画作品

漫画家江沛扬1959年创作《森林交响曲》反映林场工人大搞技术革新。始料不及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因为画中的工人站在右下角而被批判为“站在台湾”,画的是“国民党兵”……作者因此被扣上“利用漫画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押回原籍,送到农场监督劳动三年。“文革”中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叶浅予、丰子凯等也因为他们的画而遭到政治迫害,成为十分荒谬的政治笑话。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红皮白心

在同国民党蒋政权作斗争的年代,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或虽未入党但反蒋的革命者）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部门做地下工作。这种同志大都被喻为“白皮红心”———表皮是白（国民党）的,内心却是红（共产党）的。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不低于（有的甚至超过）一名参加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贡献。许多十分重要的情报,都由他们传出。我认识的老作家黄秋耘就干过这种工作。当年我在学校读书,谁谁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必需撤退,就是由打入国民党省政府的同志（我一直想感谢他们却不知他们是谁）提供的。与此同时,当然也有国民党人冒充革命者的“红…     

卫恒之死

七、汹涛击岸在山西“文化大革命”的狂滥漩涡中,卫恒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无比信赖顽强地拼搏着。“造反派”频繁的围攻、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把他折腾得憔悴不堪。熟悉他的人,看到他那样子,心情很沉重,为他暗暗掉泪。而丧失良知的“造反派”却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66年11月12日,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山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号召山西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和卫、王、王集团斗争。同一天,“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北京强行占据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设立由他们组织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