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秦简中“泛藓”及公车司马猎律新解

云梦睡虎地秦简《公车司马猎律》中有“泛藓”一词,秦简整理小组释为“弃掉肉饵”,这一解释与古代田猎的实际情况有诸多不合之处。本文认为,“泛”应读为“汎”,为盘曲之意;“藓”应读为“鲜”,为小山之意。这样,对律文就有了新的理解。     

《二年律令·置后律》中的若干问题

《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现行法律的摘抄,其中《置后律》中的一些法律概念和律文,许多 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有些问题或浅尝则止,或歧义互见尚待商榷。本文认为《二年律令》 的《置后律》并非惠帝初年新作,也是承袭秦律旧文而来;妇女在置后制度中可以被确定为“爵后”、“户 后”的合法继承人,但在实际代户的过程中只能继承家庭财产,不能继承爵位,证明古书古注中女子“不 沾爵”的说法是正确的。     

说无

长沙楚帛书《甲篇》云:群神五正.四[兴]△羊.(律)互(恒)襡(属)民,五正乃明,群神是(享).其中”△”原篆作:或释“元”.①“失”、②、“尧”,③笔者也一度倾向释“尧”。④前两说若与小篆的(元)、(失)比较,字形显然不合。释“尧”则似有一定根据.检甲骨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的“尧”分别作: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

怎样评价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解放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曾经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出现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文革”前及“文革”中,由于“左”的影响,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存在着拔高的现象。这种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得到克服,然而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不适当地贬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     

张家山汉简之“徒涅”为《汉书·地理志》“徒经”补证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地名“徒(?)”,整理小组隶定成“徒涅”,并“疑为‘徒经’之误,汉初属西河郡或上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周振鹤先生已经指出汉初并无西河郡(《<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整理小组所定为“涅”的字于四五二、四五五简凡两见,后者较为清晰,其右旁实际上是从日从壬,壬为声符。何琳仪先生在分析方足小布上的“涅”和锐足布上的“涅”时指出“呈”所从“口”中或有一笔,乃是饰笔,战国文字中常见(《锐角布币考》,《中国钱币》     

试析《吐蕃兵律》的产生年代

《吐蕃兵律》形制古旧、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一件出自敦煌蕃占时期,或自敦煌流传至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藏文文献,是目前所见历史最早、内容最具体、篇幅最长的吐蕃时期的军事文书,为研究吐蕃借鉴唐朝军事制度等提供了新材料。“战时禁止损毁佛殿等律例”的作用在于作战时期尽力保护佛教圣物,此律的颁布与吐蕃统治者倡扬佛法、遵奉佛教的历史息息相关。“琼(■)和库隆(■)的律例”中记载的人物信息可为写卷断代提供依据,“幻化王”为墀都松赞普,称其为祖父者为赤松德赞。文章通过分析这两类典型律例,认为《吐蕃兵律》极有可能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制定,并以法定文书格式颁布。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略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陵户身份

陵户是日本律令制国家中,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陵户这一名称来自唐朝中国,在公元681年制定《净御原今》时,日本已经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根据《养老律今》的规定,陵户在律令制下属于“贱民”阶层,是当时的“五色贱”身份之一,但在《大宝律令》中,陵户仍然属于“良民”阶层。在“五色贱”中,同其他贱民相比,陵户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地位。对陵户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律今制国家等级制度与贱民阶层的认识。     

方志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化”

高岳言在《史志文萃》1990年4期撰文论述方志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化”倾向。文章认为政治倾向是方志的一种本源性,主要由三种成分构成,即志的“资治”功能、志的“官修”方式和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指导思想。“政治化”倾向是对志书政治倾向的一种外加侵害,它曲解志书“质”的整体性,割裂“资治、存史、教化”的内在联系,用实用主义手法对志的各类内容随心所欲地取舍,使志书异化成一本“志”形的     

汉代黄钟律管与量制的关系问题

《尚书·舜典》说舜“同律、度、量、衡。”孔疏:“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认为这时已经把计量单位和声律相联系。但远古时代显然不可能对乐律和度量衡的关系理解到这种深度。《尚书》几经窜乱,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因为如《管子·君臣篇》只说:“衡石一称,斗     

侗族的习惯法

侗族人口一百一十一万,其中贵州六十二万多,湖南二十七万多,广西二十多万。在这三省毗邻的侗族村寨里,常可见到一种记载侗族习惯法规的石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停洞区信地公社宰兰侗寨的寨门外就立有一块叫“信地新规”的石碑。碑文说:“国有律,寨有规。律必守,规必尊。同心同德,国富民安。众人思安,同定如下约规……”。这是信地大队全体社员于1980年农历8月25日共同订立的习惯法规,侗语叫biac jiv。根据民族特点订立乡规民约,共同信守,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保持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何以八陉——“太行八陉”概念的形成与反思

“太行八陉”是有关太行山古代交通与战略最著名的一组地理概念。前人在使用或评价这一地理概念时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对“八陉”的形成背景缺乏必要探讨。唯有厘清初始含义、回归历史情境，才能合理地回应若干疑问，评价“八陉”的历史定位。“陉”的本义是指山口或横谷地貌，是山路经行的某一节点或路段，不应完全等同于道路。“八陉”概念的出现与东晋末年刘裕的北伐计划有关，陉口的选择与命名皆由晋宋之际的战略形势决定。“太行八陉”属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若用于概括历代太行山交通格局必然存在局限。     

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

秦汉律篇存在二级分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及传世文献中不属于九章的汉代律篇,应是九章之下的次级律篇。从九章律的形成过程,可以逆推战国秦汉时期律典的形成轨迹。李悝、商鞅、萧何编纂法典时,将针对具体问题制定的单行律加以分类,以其中一个单行律名作为该类的一级律篇名,由这样的六个或九个一级律篇构成当代的律典。在汉代,有关礼仪、朝仪、宫禁方面的法规亦被纳入“律”的范畴,与律令同录于理官,但是它们还没有取得与九章同等的地位,九章被视为正律,而它们则以旁章的形式存在。晋时旁章消失,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进入新的时代。     

试论张家山汉简《收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收律》为基础,结合睡虎地秦简和《二年律令》中其它各篇的记载,重点讨论了男性犯罪时免收的对象、女性犯罪是否收夫、以及收的前提中为什么将“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腐者”并列这三个问题。     

试论中间内阁与法西斯主义

“所谓中间内阁,是在要求变革或维持现状这两种相反的主张与行动中,倾向于维持现状,并想使两者妥协而产生的。”1932年的“5．15”事件,为战前日本的政党内阁划上了休止符,此后到1936年“2．26”事件后建立的完全听命于军部的广田内阁止,共有斋藤实和冈田启介两届中间内阁。…………     

世俗化:杨维桢评价的一个侧面

在元末文坛上,杨维桢以其奇谲兀■丽的诗风独步一时,其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元明清三代均不乏推崇杨氏之诗者.但历来的学者对杨维桢的评价多局限于对其诗文作政治的或艺术的评析,而未以其价值观、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作为视角的观照,从而影响了对杨维桢全面、中肯的评价.笔者认为,生活于元末城市商业兴盛,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杨维帧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人:从他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及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有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固有的特质;另一方面,商业精神的浸润和影响又使他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世俗化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杨维桢世俗化的这一“侧面”恰恰显示出一种新的历史倾向.因此,历史地分析杨维桢的这一“侧面”,有助于全面评价、了解杨维桢其人.     

少数民族的名称写法应该规范

我在阅读一些县志初稿时,发现在记述少数民族和民族同志族别时,有任意简化或人名译音用字不一致等倾向,这是值得引起修志工作者重视的问题。 在民族地区修志,几乎都要涉及少数民族;在各种人名录中也常常需要记载族别。有些志稿在提到少数民族时,将维吾尔族简化为“维族”、哈萨克族简化为“哈族”、乌孜别克族简化为“乌族”。有些名录的人名注有族别时,也简化了,有的甚至把     

笑谈和尚“发型

一天 ,刚剃完头 ,我正在埋头苦干地清洗 ,忽有居士从旁边走过 ,戏曰 :“真是天下最美好的发型！”乍一听 ,不禁失笑 :这和尚的光头 ,连“发”都没有了 ,又哪来的“型”？转念一想 ,反倒觉得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 ,而且越想越觉得这话说得“简直太对了”！于是就想把这“发型”的美好之处公诸于众 ,以同大家分享。其一 ,主题鲜明 ,干净利落。不管你是千丝万缕 ,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只要到了和尚手里 ,就完全不用绕山绕水 ,也不必左盘右旋 ,直接切入“主题” ,统统将它一刀铲尽 ,快刀斩乱麻 ,真可谓直截了当 ,痛快淋漓 ,决不罗嗦！其二 ,操…     

"私属"新探

王莽改制所颁布“王田私属”令中“私属”的真实内涵并不像诸学者所言的那样,即是对奴婢的另一种称呼,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庶人”或“依附农民”。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相关律文对“私属”的规定看,“私属”乃是指由国家法定的、介于奴婢和庶人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以此重新考察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之举以及汉代奴隶制度,我们也会获得较以往更深层的理解。     

略论“清议入律“

“纳礼入律”是两晋南朝法制思想的一个特点,同时,整个这一阶段的立法也存在着一个趋势,那就是礼律合一。这个趋势源起于汉朝。在吸取秦朝统治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汉武帝认识到了“专任刑罚”的不可施行,而同时董仲舒则向其提出了“德立刑辅”的建议,董仲舒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