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欲了解此过程,除关注王朝的顶层设计外,还应从地方社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明初礼俗改革。通过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可以看到彼时泉州儒学的民间实践,它们与官方推崇和推行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其实质是使用本地儒学传统来凝聚乡族联盟成员的认同。从宋元到明清,泉州经历了从“文化多元”向“文化霸权”时代的转变。不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泉州的命运不是一个线性的“儒”进“佛”退的过程,泉州的“文化多元”始终以它特定的方式存在。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周易文化推向世界的思考

以周易文化为源头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周易文化产生于中国,但它早已属于世界。其发展是“中国之易学”、“亚洲之易学”和“世界之易学”。在秦汉时期《周易》随着儒学的外传而开始走出中国,自唐代以来则成为亚洲邻国知识分子研习的经典,到明清之际又从欧亚大陆的东端走向它的西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易学通过文化融合而奉献给世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

正中国古代有两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汉魏六朝的佛教文明冲击,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精华而获得更化。另一次是明清以来欧西文化的冲击,这一次有些复杂。从徐光启一直到康熙,都对西方文化有兴趣。徐光启带着很明显的目的,即想用"天学"来丰富发展儒学。康熙学习西方科技,对西方的医学、数学以及自鸣钟、钢琴等都很感兴趣,康熙对自然科学的重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刍议儒学经学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儒学和政治的结合,即儒学经学化过程进行阐述,以揭示儒学经学化和我国古代政治的某些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儒学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城市文化的构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文化的特点与儒学精神的契合,儒学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必将实现现代转生,促进城市文化的健康发展。     

傅山的学行与儒学

明清之际,学坛群星璀璨,傅山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被史家喻为“学海”,言其学在诸多领域博大精深,且长期受到识者的关注与研究。在清代,他的遗文一直被辑佚编纂,对其学术领域的创造性以及坚苦持气节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近代,尤重其开创诸子学研究、倡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爱国情操,并揭示他的思想中蕴藏着可贵的早期启蒙精神。但近代以来在总结古学中,批判儒家旧礼教之弊时,产生了对儒学有失公允的评论,从而将明清之际一些学者的思想,与儒学绝对地对立起来,忽视了傅山思想与儒学紧密联系的这一重要内容。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考察和阐述,藉以说明傅山思想的全貌。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抗日战争时期儒学研究论略

抗日战争时期儒学研究论略杨慧清抗日战争时期是民主革命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研究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复兴中华民族的气氛浓烈,各方面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儒学的研究因而非常重视。如贺麟当时所说：＂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古今文经的统一

中华儒学产生至今,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它深深地根植于世界东方土地之上,其影响之大,时间之久,积淀之深,是任何一个学派无可比拟的。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儒学的学人、留传于世的著作浩如烟海,时至今日电子时代,国内外仍有不少学人关注着这门东方古老的文化。尤其近十多年来,研究儒学日趋活跃,已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研究的课题,不仅是儒学的产生形成及对古代社会的影响,而且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对东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于是乎一股研究中华儒学的热潮便在全世界涌起。这股潮流来得之快、来势之过,已出乎人们…     

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

汉末以降,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这缘于天命论的动摇,使汉代官方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完整严密的解释系统出现了漏洞,从而给道、名、法等家的兴起让出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天命论的动摇,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时遇论命运观兴起,导致儒学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崩塌,这是魏晋儒学衰落的真正内涵。汉末社会流弊刺激了礼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礼教兴盛,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这是魏晋儒学强盛的有力表现。魏晋儒学衰落与强盛的对立观点共存,是因为其集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于一体,且三者互相纠葛所致。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 ,面对经道分离 ,一些学者给予批判 ,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 ,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 ,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 ,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 ,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 ,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 ,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 ,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 ,使儒学发生演变 ,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 ,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 ,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 ,也是历史的必然     

清代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成熟期。作为地方的云南盐业社会,儒学的传播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上层的儒学传播包括地方官员提举与地方文化精英的学额争取及文庙儒学教育。中层的儒学传播包括书院、义学在内的儒学正统基层教育及地方家族儒学教育。底层的儒学传播包括面向民众的圣谕宣讲、地方大众教育慈善及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建设。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实践,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统性与地方性。     

王尧礼：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教育发展

在中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入贵州主要依靠儒学教育,但贵州的儒学教育却比中原地区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从历代孔子谥号看西夏儒学的发展与贡献

将历代孔子谥号与西夏儒学鼎盛发展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分别从孔子其人及其儒家思想、历代孔子谥号沿革与西夏孔子的地位、西夏儒学发展的巨大成就、西夏"儒学教育"的历史贡献入手,分析了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崇尚儒学、兴办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仁孝中兴时期,"尊孔崇儒",尚德好礼,兴儒学,育贤才,明教化,以"文德教化"治国,把党项民族的文明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为后来大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统一,治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西夏时期孔子的地位及其儒学贡献,是研究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及其社会文化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