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初唐楷书的发展及其时代背景

初唐楷书在隋代融合南北朝书法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以＂初唐四家＂即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为代表的初唐楷书风格,为世人树立了楷书＂法＂的典范,为唐代楷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楷书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     

“尚意”书风引领下的宋代楷书式微

在＂尚法＂的唐代,楷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然而进入宋代以后,擅楷书者寥寥。宋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改变了宋人的心态,进而促成了宋人＂尚意＂的审美标准。从宋朝书法的代表＂宋四家＂的书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楷书较之行草的薄弱,进而对宋朝楷书式微原因的深入探讨就成为本文的又一重点。     

略论中国楷书史的发展

中国书法是古老而伟大的艺术,在世界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然而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关于书法历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尤其书法领域各种书体史的系统研究更为罕见,这是十分遗憾的。本文试对中国楷书史的发展作一勾画。任何事物都是遵循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的,楷书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遵其规律,我们将楷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楷书创始时期;二、楷书成熟时     

论唐代楷书的艺术特色

唐代是我国楷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统治者大力提倡,朝廷以书取仕、重视书法教育等历史条件下,初唐沿袭＂二王＂遗风,形成了以欧阳询、褚遂良为代表的崇尚瘦硬的楷书风格。中唐之后则大胆创新、别开生面,形成了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崇尚肥劲的楷书风格,充分体现了＂唐人尚法＂的时代风貌。     

苍溪出土唐代官印

1987年7月8日,苍溪县伏公乡龙凤村出土两方唐代官印。其一为“蓬州之印”,7.6厘米见方,厚1.7厘米,柄椭圆,高8厘米,重2.3市斤,阳篆“篷州之印”四字,柄右刻楷书“蓬州之印”四字,柄左刻楷书“大顺元年八月日”、“礼部造”十字,印左侧面刻楷书“大字五十二号”六字;其二为“蓬州儒学记”,长8厘米,宽5厘米,厚1.3厘米,柄椭园,高7厘米,重1.3市斤。阳篆“蓬州儒学记”五字,柄右刻楷书“蓬州儒学记”五字,柄左刻楷书“大顺元年十一月日”、“礼部造”十一字,印左侧面刻楷书“大字三百八十七号”八字。 两印均为青铜铸造,工艺细致,完好无损。     

甘肃清水县出土北宋铁钱

1990年9月白石乡太石村旁台地上发现一处北宋铁钱窖藏,约500多公斤。铁钱成串分层排在方坑内,穿绳不存,坑底及四周铺一层零散铁钱。铁钱除有些板结成块外,大部分钱钱文清晰,这批钱内涵丰富、版别庞杂、珍新品较多,有13个品种144种版式。现将图录未载的珍新品介绍如后(尺寸:厘米、重量:克):淳化元宝,楷书、径3.16、穿0.74、重11.5(图1);景德元宝,楷书、径3.62、穿0.74、重16.1(图6);祥符元宝,楷书、径3.4、穿0.77、重16.2;祥符元宝,楷书、径3.56、穿1.06、重14.6;庆历重宝,楷书直读、径3.51、穿0.77、重11.3;至和重宝,楷书直读、径3.47、穿0.77、重13.6;至和重宝,楷书直读、背穿上“同”,、径3.49、穿0.78、重13.1(图2);至和重宝,楷书、背穿上“坊”、径3.56、穿0.79、重11.2(图3);熙宁通宝,楷书、背穿上月、径3.4、穿0.62、重11.6;元丰通宝,篆书、背穿上“铜”、径3.07、穿0.71、重8.6(图4);元丰通宝,行书,背穿上“铜”、径3.05、穿0.7、重7.7(图5);元丰通宝,行书、背穿上月、径3.18、穿0.63、重12.5;元丰通宝,篆书、背穿上月、径3.13、穿0.65、重     

谈颜楷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拓片

荣县广管所收藏有一幅颜楷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碑拓,一堂屏共四张,竖写繁体行楷,语言通俗易懂,文字对仗工整,系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著,颜楷书,是颜楷书法艺术颠峰时期的代表作,具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也是研究清代民俗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     

历经风云的民国新疆“长命百岁·反帝青年”金质花钱

1999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在乌鲁木齐市一文物商店意外见到一枚金质花钱,正面楷书文字内容为“长命百岁”,穿口左、右外廓各有一枚打压戳印文字,内容分别为“阿金”、“同兴”。背面楷书文字内容为“反帝青年”。     

《三希堂法帖》书家标题考述

本文通过对《三希堂法帖》楷书书家标题的研究,明确了其内容及设计形式,并通过对主持法帖编纂者:梁诗正、汪由敦、嵇璜等人书法遗迹的考述,进一步廓清了《三希堂法帖》楷书书家标题为梁诗正题写,这一成果拓展了《三希堂法帖》研究的新领域.     

柳公权

在中国书法史上,柳公权的书法是极享盛名的,从楷书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看,除了欧阳洵、褚遂良、颜真卿,当数柳公权。谈到骨力清劲的“柳体”,可谓黄发垂髫,妇孺皆知。人们往往将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他们的书作风格被赞誉为“颜筋柳骨”。唐代楷书各体皆备,以法著称,其中柳公权功劳极大。由于柳公权的楷书度严整完备,富于阳刚之美,一千多年成为童蒙学书以及其他初学书法者正宗范本,可谓影响深远。     

从西安碑林的两部“石经”看尊孔读经的反动性

自从西汉后期以来,历代反动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并以大量人力物力把儒家经书刻在石头上,即所谓"石经",妄图使孔孟之道,万世流传。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刻经:有东汉熹平年间刻七经,隶书。有魏正始年间刻三经(不全),用古文、篆、隶三体。有唐天宝年间刻《孝经》,称《石台孝经》。有唐开成年间刻十二经(清代补刻《孟子》,共十三经),楷书。有五代孟蜀刻十二经,附注文,楷书。有北宋刻七经,用楷、篆两体。有南宋刻七经,楷书。有清代刻十三经,楷书。     

《蔡行勅》与宋徽宗题文会图书法比较

正中国古代皇帝之中,书画艺术成就最高的非宋徽宗赵佶莫属,特别是他的书法艺术更是为世人瞩目。他所创制的"瘦金体"楷书独步古今,诸多名迹传世,草书也造诣非凡,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草书千字文》最为著名。惟有宋徽宗的行书墨迹传世寥寥,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会图》中的一段行书诗题。另外还有一件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行书《蔡行勅》,旧时著录中将其定为宋太宗所书,当代学者     

“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明代和清代都出现了一种风格特殊的楷书书体。习惯上,明代的这种楷书被称作"台阁体",清代的则被称作"馆阁体"。 "台阁体"本是对那些御用文人专为皇帝服务的官样文章而称的,其后也用来称官样书派。它和"馆阁体"书法的形成,与我国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应进士试的考生必须用工整匀称的楷书答卷,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便在热中功名的书     

御马监驾牌明代“弼马温”的工作证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都北京”展览里,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圆牌,大小略逊于手掌,上部是荷叶形的牌首和用来穿系穗带的圆孔,正面中间自一上至下有篆书“驾牌”二字,左边是四字楷书“出京不用”,右边是楷书八字“帝字伍干肆佰伍号”,都是阳文。     

莱州市出土大量窖藏钱

<正> 山东省莱州市总工会在院内搞基建时,距地表约一米左右深处发现大量窖藏铜钱。(当时钱已被工人挖出,部分铜钱被工人和围观群众拿走,余者被博物馆收回。)钱多锈结呈绿色与靛青兰色,共计重量二百五十余公斤。从八四年出土经过认真清理于去年年底基本整理完毕。清理中有不少钱已锈残,钱文无法辨认。字迹较为清晰的有五万一千七百五十四枚,简述如下: 秦汉半两六枚;西汉五铢六十九枚;新莽货泉十一枚、大泉五十二枚;唐、五代开元通宝楷、隶书体四千零六十五枚,篆书体十七枚;唐乾元重宝二百零二枚;五代时期通正元宝一枚;光天元宝二枚;乾德元宝一枚;咸康元宝一枚;唐国通宝五十二枚;周元通宝十一枚;北宋宋元通宝一百五十四枚;太平通宝二百三十三枚;淳化元宝五百一十七枚;至道元宝楷书三百四十七枚,行书六百九十八枚;咸平元宝一千一百零二枚;景德元宝一千一百八十二枚;祥符元宝一千六百三十九枚;祥符通宝八百一十四枚;天禧通宝一千三百一十一枚;天圣元宝楷书一千五百三十四枚,篆书一千一百四十六枚,辽重熙通宝一枚;北宋明道元宝楷书一百四十八枚、篆书一百五十三枚;景祐元宝楷书四百九十六枚,篆书三百二十三枚;皇宋通宝楷书二千九百四十一枚,篆书二千三百零七枚;庆历重宝二十二枚;至和元宝楷书三百三十六枚,篆     

对北宋钱文书体的探讨与思考

汉字的书体,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5类。     

北魏石刻楷书在不同用途上的书写风貌研究

北魏石刻楷书的特征,应结合这些字形出现的不同用途、出现的不同位置等因素来考察。作品出现的地点不同,书写材料、书写空间、书写者、刻者的工作环境不同,加上刊刻工艺有精细、粗陋之别,北魏时期汉字体系内部在碑刻文字、墓志、造像题记、摩崖文字四种用途上的楷书文字有着明显不同的风貌。     

从《玉清观碑》看高克恭的书法艺术和绘画思想

河南省文史馆藏有一张由元代画家高克恭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书丹的石刻拓片——《玉清观碑》,高264.5cm、宽85.5cm。碑额二行,行二字,篆书(图1);碑阴额二行,行四字,楷书(图2);碑文十七行、满行四十七字,楷书(图3)。王之纲     

钟繇书法艺术研究综述

钟繇在书法史上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楷书、隶书和行书方面。因此,对于钟繇书法艺术的研究是了解楷书发展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整理前人对于钟繇书法艺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的研究都如蜻蜓点水一般,没有深入探究问题的本质。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中,关于钟繇书法艺术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楷书发展和风格特征等主题,对于其他书体和时代背景并未有深入的研究,资料匮乏、角度单一,缺乏整体性的创新点。所以,在钟繇书法的研究方面,不仅要注重资料的发掘,还要注意社会与思想文化艺术的结合,从更多角度对其书风的形成和思想的发展进行研究。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