遝书新论——基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⑥:6木牍的考察

<正>学界一般认为秦汉时期的"遝书"是治狱过程中传唤或逮捕涉案人员的文书。笔者在整理湖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出土简牍时,发现J7(6)∶6木牍是一件西汉初年的遝书,该简是目前所见秦汉文献中唯一一份完整的遝书。以此为据,不仅可以厘清"遝书"的文书形态,亦可明确此类文书的功能。     

青石遗址仰韶晚期遗存分析——兼论“阳白类型”

本文分析了定襄青石遗址仰韶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仰韶晚期偏早阶段,结合以往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晋东北存在一个义井文化的地方类型,即"阳白类型",其与以太原盆地为中心的义井类型同属于义井文化。阳白类型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受到了午方类型西渐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滋生了部分大司空文化因素,形成了浓郁的区域性特征。此外,根据最新调查显示,本文指出"阳白类型"始自青石这类遗存,在义井文化中期仍在延续;其分布范围广布于整个滹沱河上游地区。     

大利铜鼎铭文“■”字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圭”

<正>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鼎,器身与盖均刻有铭文,据鼎铭可称其为大利铜鼎。此鼎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石桥乡,口径14.5、通高17.8厘米,重1722克。盖、器子母口扣合,双附耳,腹部有一周凸棱,三蹄足,盖上有三环纽。器盖铭文为"大利",器腹铭文为"大利七斤三□"(图一)。"大利"为当时的流行吉语,器铭末尾缺释之字当是汉代"铢""两"之类     

清代“哈哈珠子”考释——兼论满文“haha juse”与“haha jui”的翻译

"哈哈珠子"是满文"haha juse"的音译,即"haha jui"(男童)的复数形式。他们由清代宫廷教育中的伴读发展而来。至迟在康熙十二年(1673),"haha juse"的词性发生了变化,由名词的复数形式变为一种特定称谓,专门指称由伴读出身的皇子侍读及侍卫。哈哈珠子在康熙时期权势最盛,成为清代皇权与王权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隐形力量,而后又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雍乾时期走向没落,至晚清已彻底沦为皇子的服侍人员,不复有昔日威权。清帝对哈哈珠子的控制体现了对皇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满文档案的撰写者已有意区别"haha juse"与"haha jui"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而晚清时人已含混不清,今人在翻译档案时,又一概译为"哈哈珠子"或"孩童",更加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也影响了学人对史料的理解。     

岩茶产制中的“技”与“术”——兼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涉及的“传统手工艺”（craftsmanship）一词实际上存在一个如何与中国的“技术”知识传统对接的问题。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生产制作技艺”之发明过程及其在当地的实践为例,中国传统手工艺应同时涵括“技”（Tethnology）与“术”（Witchcraft）两个部分。“技”的发明是在“书写文本”与“口头知识”的相互对比、参照、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除了强调专业性的生产技能外,传统手工艺这一概念还涉及“术”的范畴,包括物质环境、仪式传统、行业神信仰、风俗习惯等。     

威尔逊视角下的劫后南京栖霞山——兼论辛德贝格与“威尔逊栖霞山之行”

1938年3月8—10日,金陵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带着一些手术器械和材料,前往栖霞山休假,实际上也是一次巡诊。他目睹了栖霞山劫后景象,所见所闻印证了此前中外人士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载。威尔逊去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小医院,并为栖霞寺难民提供医疗咨询。这也是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前,联手威尔逊,为栖霞山难民们实施的又一项人道救助。     

小农制：一种普遍而长命的生产方式——兼论“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在《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上,我曾写过一篇小小的读史札记,谈及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的一处翻译问题。其原文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考释——兼论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2007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一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主要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伯或征邵”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

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子卜辞,所记载的地名体系以两条交通路线为核心,第一条交通线中所涉及的商、■、卲、觞、剟和索诸地,基本属于商末征人方的经由地,可见花东卜辞所牵涉的地理范围是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自然包括"伯或征卲"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卲"。"伯或征卲"也即是武丁王卜辞中的"沚或征召",经考证可知,召地在今山东莱芜一带,而沚族则盘踞在鲁中柴汶与嬴汶之间,也即今泰安、新泰与莱芜交界地带。"沚或征召"事件,显然是武丁时期实施于东土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折射。沚地范围的卡定,则为殷商早期■、土二方之乱的重新梳理与商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地理依据。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此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以及商代古史的重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卜辞地理的研究,亦有助于甲骨疑难文字的考释。     

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性质、年代与渊源——兼论“雕龙碑三期文化”

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是该遗址发现的最丰富的遗存,其特征与前两期遗存明显不同。本文根据目前所发表的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及相关材料,就这类遗存的年代、性质、渊源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这类遗存是屈家岭文化早期流行于汉水中游和汉东地区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雕龙碑三期文化"。它是在"油子岭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后被屈家岭文化所取代。     

西晋五古的结构特徵和表现方式——兼论“魏制”与“晋造”的同异

与汉魏五古相比,西晋五古最显着的变化在於篇制结构层次的多样和丰富,以及因诗行构句追求内容的对称性而形成的“俳偶渐开”的语言特色。结构的变化导致西晋五古发展了在魏诗中已露端倪的铺陈倾向,使诗歌的叙述和抒情突破了汉魏诗单一场景的时空限制,能够更为自由地组织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场景、完整地展现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致地描写景物和人物心理。以上特徵虽然造成了西晋诗歌为後代诗评所诟病的“繁文缛旨”等缺陷,但大大拓展了五古的容量,是五言诗体式由汉魏向晋宋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

从原始社会至汉代的几千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性质的变更,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建筑艺术水平的提高,墓葬从外观、建筑材料、布局结构到葬具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搞清墓葬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考古学界研究重要课题之一。     

“内服”还是“外服”:西周甸服问题研究——兼论西周王畿的形成过程

有关西周内外服制度的文献中记载了三种不同的体系: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体系、"五服"体系以及"九服"体系,这三种体系都有合理成分,但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冲突。西周前期,以百官为内服,"侯、甸、男"为外服。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周王在王畿内的奠地分封贵族,形成了金文中的"奠井""奠虢"等现象,新的"甸服"随之产生。这种分封改变了旧有的内服体系,西周王畿也是随着内外服制度的这种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因此,西周中后期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王畿为划分依据,内有"甸服"、外有"侯服"的"五服"体系。而"九服"则是后来的文献整理者将"侯、甸、男"和"五服"的相关文献记载经过理想化杂糅形成的体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楞木之时”释义——兼论《诗·楞木》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第一册的<孔子诗论>部分三处提到<樛木>一诗的主旨为"时".关于其意义,本文联系到<诗经>此篇进行了探讨.<樛木>诗的"福履"二字盖读若"蔑(伐)历",意指贵族受到关于其经历及功绩的考察与肯定.简文的"时"字应当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遇、机遇的概念.<孔子诗论>的相关简文与<诗·樛木>篇的相互印证,对于阐释楚竹书和<诗经>相关文义都是重要参考.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乾隆宫廷制玉新工具“秦中钢片”考——兼论凿錾技术与清宫大型玉器制作的关系

清代大型玉器的雕制工艺和技术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尤其是凿錾制玉技术在宫廷中的运用问题,以往的研究虽偶尔提及,但几乎无人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依据清宫档案资料,以乾隆皇帝所谓"秦中所产钢片"为切入点,基本上理清了在清代宫廷大型玉器雕刻过程中火镰片这种新工具的属性和使用情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凿錾制玉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清代大型玉器制作的工具和工艺技法等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兼论昆明羊甫头“鹰爪形木祖”的定名问题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