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藏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补记

四川博物院收藏有1931年广汉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12件和1956、1964年文博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调查采集的玉石器4件,共16件,种类为玉璋、玉琮、玉环、玉斧、石璧、石矛、石锛等。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总量应在百件之内,该玉石器坑应属于祭祀性质的埋藏坑,这批玉石器的年代有可能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     

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玉石器初步研究

约在龙山末期至二里头早期,三星堆的先民已掌握了一定水平的玉石器加工技术,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用器规范,其中锥形器、玉斧形器及黑曜石珠等可能系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和财富的主要表征,说明其时当地的社会结构内部已产生分化,等级制度出现,隐透成都平原文明之初曙。     

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重大发现,据已知材料当属二十世纪早期在月亮湾地点一土坑中出土的一批玉石器,由当地农户燕道诚在其住宅燕家院子附近掏水沟时发现继而率众挖出。这一发现在当时盛传一时,可惜器物不久即多有散失,因此出土器物总数和全部种类不得而知。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即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和四川省博物馆等机构日后收藏了若干传月亮湾出土的器物,使学术研究成为可能。笔者近年来在研究三星堆遗址中不时涉及月亮湾出土玉石器,对相关问题取得一些微观的认识。谨借此机会,报告偶得二则。     

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研究综述

三星堆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而三星堆的最早发现也是从一坑玉石器的发现而开始的。随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陆陆续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玉器。由此而来,许多学者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研究。根据历史上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将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及研究分别分成四个阶段。     

俄罗斯沙伊金古城出土的金代玉石器

沙伊金古城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一座富含女真文化遗存的山地古城,通过对古城出土的金代小件玉石饰物的雕工、题材、造型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总结出其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展现了远东地区女真民族的渔猎生活场景,揭示出了他们在艺术审美领域与内地中原地区千丝万缕的联系.     

山东博物馆藏苏埠屯出土商代玉石器研究

山东博物馆于1965年至1966年在青州苏埠屯发掘了五座商代葬墓和一座车马坑,共出土文物2528件(组),其中包含玉石器138件(组),这批玉石器囊括了礼器、象征性玉器、装饰器、实用器四大类。通过对这批出土玉石器资料的整理,对山东地区商代晚期玉石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高大伦,李映福广汉玉石器是从１９２９年广汉县中心场农民燕道成挖出大批玉石器才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的．１９３１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曾在玉石器出土地点进行过考古发掘．以后,也屡有出土．对这些玉石器的时代、用途等,有过许多...     

越国玉石器及早期昌化石文物研究

本文在昌化石材质研究的基础上,对越国玉石器的用途、纹饰特征做了研究,并对平面透雕、粘合、镶嵌、线刻、打磨、钻孔等工艺技术特征作了分析,同时对昌化石的使用年代及应用范围进行了初步探索。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部分青铜器表面附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与研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运用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显微红外光谱等分析技术,对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表面进行了显微观察和检测分析。显微观察结果表明,青铜器表面附着有经纬组织明显的纺织残留物,根据保存状况可以分为纺织实物、炭化物和泥化物;扫描电镜分析结果显示纤维表面光整、截面呈三角形;结合显微红外分析结果,可以确定残留物的原料为蚕丝。实验结果证实了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的存在,也探明了丝绸的发现位置,根据赋存状况,推测丝绸与青铜器、金器共同构建了三星堆祭祀文化体系。     

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的思考

四川广汉市仁胜村墓地的土坑墓因其独特之处而显得十分重要。它为研究三星堆遗址,特别是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一宝墩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外来文化对唐代玉石器琉璃器的影响

南北朝以来,胡风盛行,皇室贵戚尤其喜好西方的珍玩器皿。外来文化和艺术品对日常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要求都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唐代风气不减。《明皇杂录》卷上:“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取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唐代传奇中说:“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阗国所献,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剧谈录》卷上《田膨郎偷玉枕》)这种浓厚的风气,必然对唐代玉石器加工工艺的风格和面貌造成深刻影响。唐初的中央官府作坊主要传承了南北朝以来北方系统的制作工艺,而北方系统一直深受西…     

玉石器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

虽然1862年,法国矿物学家就通过对中国传世玉石器的研究将玉器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类,并在1911年由章士钊先生引入国内,之后也被译为闪玉和辉玉.但是这一称谓和分类方法并没有得到中国玉石器研究者的认同,玉石器的研究依然在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体系中发展,他们对玉器的分类依据是文献记载中器物的名称用途和玉料颜色.继而,考古学传人,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因此考古学者对玉石器的研究更关注于形制和时代.     

从西南地区出土的青铜鸡看家鸡起源问题

我国西南地区出土较多时代相当于商时期至汉代的青铜鸡。其中三星堆2号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公鸡形似家鸡,它与象征太阳的青铜鸟等共出,可能用以表现鸡鸣日出。其他青铜鸡多为杖首,或许也与鸡能报晓计时有关。考察这些青铜鸡的形态和出土背景、认识家鸡的动物习性与相关文化现象,或有助于判别此类人工制品所表现的种属并丰富家养动物的辨别标准。     

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初探

本文利用金相组织观察和扫描电镜能谱对天湖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显微组织和成分分析,通过铅同位素比值、微量元素含量的测试,表明在天湖墓地、安阳殷墟两地所见青铜器成分有着紧密的联系。     

满城汉墓出土五铢钱的成分检测及有关问题的思索

满城一号汉墓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刘胜卒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因此,满城汉墓出土的五铢钱,作为探索郡国五铢、赤仄五铢和三官五铢的重要实物资料,受到钱币学界的特别重视。为了有助于深入一步的研究,我们得到河北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检选其中10枚五铢钱(包括一号墓后室5枚、中室2枚,二号墓3枚)(插一)再次进行了物理、化学分析。现就分析结果和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概述如下。     

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

关于青关山F1,无论从实用性和可能性,还是从现存建筑遗迹的具体情况分析,将其确定为"是一座具有上下两层建筑的楼阁式建筑物",还不能够让人充分信服。它可能是一座位于高台之上的"神庙"。作为一座两面坡重檐屋顶的大型单层单体建筑,顺着长条形大房子的纵轴,有一条笔直宽敞的"穿堂过道"贯穿全屋,房屋两端的中央开有两座大门,使整个建筑物的主轴与通道呈东南—西北走向,指向西北方众神与祖先所在的神山,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通道的两边,搭建有木构平台,朝向中轴通道,用于摆放神像祭器等器物,平台中还各夹有两个用"U形红烧土墙基"构建的单间,可能用来放置大型的神像或祭器。大房子两侧围墙内侧的立柱上,可能曾安装着象征祖先神灵的大小面具。这种"大房子"具有宗教祭祀活动场地和神像祭器保存场所的双重功能。大房子的两端还各有一个较大的空房间,可以供人们进行集体祭祀和集会议事,作为"群巫之长"的国王,可能就是在这里代表天神与祖先来行使国家管理权的,因此这座大房子也就具有了"殿堂"的性质和作用。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产地问题初论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的产地问题迄今未有定论。本文对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5件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结合以往发表的数据开展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使用了相同类型的原料,且其所用原料与成都平原本土原料类型完全不同,而与殷墟、汉中、新干等铜器群所用原料关联密切,由此可知,至少部分祭祀坑铜器的原料是外来的。此外,祭祀坑中还发现非三星堆特征的铜尊,其圈足上有疑似铸造的三星堆特色的圆孔,暗示有“定制产品”的可能性。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的来源应十分复杂,可能包括殷墟、长江中下游以及三星堆本土等地点。铜器的风格、技术、原料、器用制度在不同层面实现了极为复杂的流动,这同时映射出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的资源流通和文化互动网络。